报界名流蔡寄鸥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红安名流 > 历史人物

李述治

 
蔡寄鸥,派号天献,学名乙青。其人出身书香门第,聪慧过人,一生从事写作,不仅能写政论性文章,而且擅长文言文小说,先后任过报馆记者、编辑、主编、社长等职务,其著述付印成书的小说、戏曲达十一本之多,因此,曾用过不少笔名,其笔名有淇书、乌台、黎阁、寄鸥、秋虫,其中以寄鸥署名最多。
 
一、神童秀才穷家子,两湖师范优才生
 
蔡寄鸥,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七月十六日出生于黄安县山角会的蔡家河村(今红安县杏花乡)的一个穷户旺族的家庭。所谓穷户,是全家六口,只有稻田九亩;所谓旺族是蔡氏一门先后有八名秀才,寄鸥及其大伯、二伯均系清末生员。其父蔡殿臣亦是饱学之士,母亲出自名门,熟悉经、史、诗词。寄鸥幼受家庭熏陶,是他后来文章驰名湖北的因素之一。他四岁入学读书,由父亲肩负手抱接送上学,九岁已熟读四书五经,十岁能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寄鸥十一岁,随父应黄州府试,恰遇湖北学政蒋式芬前往主试,不准考生携带书籍或抄本入场。当时有一广济考生绕汉莞进场时拒绝检验,被门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激起黄州辖八县廪、增、附生的义愤,他们包围贡院,封锁龙门。清军派兵镇压,考试被迫停止。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再应黄州府试,时寄鸥年仅14岁,成为黄州府辖八县最年轻的秀才。
寄鸥小时喜爱诗词,但清朝取士单凭制艺(即八股文),不重词章,因此学校无此课。寄鸥的诗词基础来源于母亲,母亲告诉他:“作诗不难,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从八岁起,母亲每晚给他读诗词,先授浅俗童谣,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读五绝、七律及长篇古风。十岁时寄鸥就能背诵诗词两百余首。十一岁时不仅制艺文章出众,亦且能诗,每作一诗,文人争相评阅传诵,被誉为神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随二伯父就读于桃花的天窝书院,清明节回家扫墓,因雨后溪河涨水,淹没石墩桥,须脱鞋袜淌水过河,时一及笄少女,立于溪边,望河惆怅,急于过河又不能脱鞋袜,用眼神求助于寄鸥负之过河而又羞于启齿。寄鸥窥其美,自愿背女渡河,回家之夜,即援笔成七律一首:
 
“二七佳人阻急流,书生代作渡人舟。
一双玉手胸前抱,两只金莲背后勾。
虽与其眉难共枕,未曾结发也同头。
轻轻放在沙洲上,默默无言各自休。”
 
诗意虽近轻浮,但对仗工整,平仄和谐,且诗情如画。回校后,诗稿被同学发现,争相传阅,无不叹服。二伯父平时最讲究封建礼教,阅其诗,除恨其轻薄外,心却赞其奇才,只给予规劝,未加深责。
同年腊月,窗友王佑义结婚,妻张氏,系张生员独生女,幼随父就读于馆中,年渐长就教于闺阁,因此张女不仅通晓经史,且善诗词对联。新婚之夜,窗友邀约贺喜。黄安旧习,“新婚三天不出房门”。遂设宴于新房,要新娘陪酒对话,张女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见摆上的菜肴,有鱼和羊肉,触动灵感,笑着表白:“诸君都是饱学之士,妾有一联请诸君对,能对,遵命陪席敬酒,否则恕不从命”。众人心想吟诗作对是我们的家常便饭,量一黄毛女子难不住我们,遂不约而同地说:“请新娘子赐教”。新娘提笔写上八字:“满桌鱼羊,鲜者鲜矣”。大家面面相觑,苦思冥想,无法对出。原来这不仅是个绝对,且语意双关:鱼羊两字合拢为“鲜”字(后“鲜”字读xiǎn,同“显”字音,是少的意思),寓意是:你们都是读书人,但能文者少。时寄鸥经过思索已成竹在胸,但因自己年少,不敢僭越,见窗友以目求援,遂执笔写上:“一群女子,好者好之”。女子两旁,并排为“好”,(后面“好”字读hào,音同“耗”字音,是爱的意思),寓意是:女子虽多,不好我不爱。众人叫绝,新娘只好陪席敬酒。
1904年,考中秀才后,回家拜客,即兴作七绝二首:
 
(一)
“十载寒窗苦琢磨,簇新金顶戴如何?
 行时屡问当头摸,已比人高二过多。”
(二)
“兰衫冠带一身荣,拜客家家扫径迎。
 不敢对人科帽子,怕他仍说是童生。”
 
据跟随蔡寄鸥多年的蔡锡怀老先生说:此诗当时蔡氏老幼均能背诵,老人并以此教育后辈,后寄鸥觉得情虽逼真,但其文太俗,系托词为赤壁无名氏作。
寄鸥家除了父母,还有三个妹妹,一家六口靠九亩稻田为生,丰收之年只够一家温饱,一遇水旱蝗灾,就得靠借贷维持生活,家固贫寒,名门旺族名声在外,应酬亲友,常使父母困窘而头痛。寄鸥中秀才后,为减轻家庭负担,应富戚赵姓之聘,设馆授徒,课余之时,刻苦自学,准备应省城秋闱考试。教书一年,完成著作《批通鉴》、《治春秋》、《事显笔记》等二十余册。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为了强国强军,决定废科举,仿效西欧,兴办学堂,引进西欧文化,培养新型人才。寄鸥梦想的举人、进士变成梦幻。是年冬,父亲因劳成疾病,不幸病逝。为安葬父亲卖出用以维持全家人生活的稻田四亩,家境日趋寒酸,更加激起了寄鸥刻苦学习,以求出人头地,来养活母亲弱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寄鸥赴黄州府投考速成师范,答卷署名“楚黄居士蔡乙青”。试官姚晋圻始见署名而怒其狂,继阅其文而奇其才,推荐于太守,并建议保送两湖师范。两湖师范系张之洞主政湖北时首创的重点最高学府。入学通知书下来,遭到大伯父、二伯父反对,理由是:“两湖师范教师,多是留洋生,侈谈革命,高唱自由,乙青年幼,一旦陷入,祸及全家”。幸其母全力支持,谓科举既停,非求学不足以图上进。
两湖师范遂系公费,供给学生食宿,但距离三百华里,步行需三、四日,沿途食宿费毫无着落,母亲拟买口粮田,寄鸥不可。幸亏三伯父蔡星台作主,宴请蔡氏族长,请求支援,族长们决定每年由祖产收入供给学费十一串:春季五串,秋季六串。上学时寄鸥只拿两串作为上学和假期回家的路费,余钱留作家用。寄鸥含泪拜别母妹,从此寄鸥成为两湖师范最年轻的学生。秋,两湖师范学生组织“菱湖诗社”,寄鸥作七言诗——“黄鹤楼怀古”:
 
万里长江分九派,烟云划断荆襄界。
扁舟试泊武昌矶,俯仰古今成与败。
雄图肇自六朝先,两汉分争四百年。
只有当年苟与费,清闲无事酒中仙。
东吴一带成宫殿,汉水苍茫横四面。
天堑分开南北军,至今惟有江如东。
日落长江照大旗,一举打碎鹤楼时。
神仙去后杳无迹,午夜何人把笛吹。
南楼秋门西门柳,陶瘦两家都籍手。
王业偏安昼策难,江干那得舟师守。
每怪中原百六多,江汉平地起风波。
宋唐以后金汤在,节制荆襄又几何?
后之视今今视古,沧桑变幻知何许。
游子梦迥南浦云,词人泪尽潇湘雨。
凤凰台上凤凰游,江上扁舟任去留。
无限无涯无限恨,一联佳句付东流。
 
全诗三十二句,此诗一出,轰动江城,读其读者无不叹服其才,均谓崔颢之后咏黄鹤楼诗者,无出其右。寄鸥并不因享有声誉而自满,仍夜以继日,刻苦自励,文学成绩居全班之冠。经学教授黄翼喜其勤奋,爱其聪慧,对寄鸥的辅导超过一般。寄鸥学名乙青,号乌台,黄教授认为不雅,为他改名藜阁,典于青藜照读故事,并亲书一联以赠:“藜照炳麟金莲赐第,阁开文凤彩翼和鸣”。同学无不羡慕。
寄鸥读书时期,母妹的生活,全靠三伯父支援。宣统元年(1910年)三伯父不幸病逝,母妹的生活来源断绝,寄鸥悲恸万分,申请辍学回家赡养母妹。时两湖师范共有黄安籍学生十二人,以张眉先年长且多智,为同学们所信服,眉先召集其余十人,倡议资助,以免即将毕业的寄鸥功亏一篑。同学们都乐于资助,共捐钱四十八串,解决其母妹生活,使寄鸥得以完成学业。寄鸥青年时期的学习生活是在艰苦辛酸中度过的。
 
二、参加反清同盟会,反袁失败受通缉
 
两湖师范除经、史教授外,其余多是留洋生,尤以留日学生居多,且都是反清同盟会员。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寄鸥在学校就加入了同盟会,与余伟、吴钺、徐锡麟、秋瑾、占大悲等人经常秘密会晤,徐、秋的言行给寄鸥以极大鼓舞。1909年参与吴钺等谋炸旗人在汉官吏,事发,吴钺被捕蒙难,寄鸥等被通缉。他逃回黄安,避居县北龙潭寺,终日与该寺方丈性空谈诗论文,曾亲书一联赠性空长老:“藜养北堂含笑色,阁开东面订知心”。次年春,潜回学校。
1911年秋,毕业于两湖师范的蔡寄鸥,即与在汉同盟会员参与辛亥革命运动。武昌起义成功,大江南北齐颂共和,寄鸥任新办的《民国日报》记者,继任该报编辑。冬,又兼任蒋翊武创办的《文学社》编辑。时寄鸥虽初露头角,在武汉文化界已小有名气。1912年2月,又兼任《民心报》编辑。三月,被聘任《震旦民报》主编,该报是当时武汉最有影响的大报,发行量居武汉各报之冠,寄鸥忙于编辑,不得不辞退兼职。1913年春,兼任黄克强领导的《汉口国民日报》小说版编辑,曾写小说《华胥梦》逐章刊载,后综合付印成书。
正当全国人民欢庆共和时,国贼袁世凯窃夺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宣布解散国会,派人刺杀同盟会领袖宋教仁,企图恢复帝制。于是大江南北掀起反袁浪潮,蔡寄鸥在《震旦民报》上刊出大量的反袁文章。由于组织不健全,第一次反袁运动失败,寄鸥主持的《震旦民报》和《民国日报》同时被封,革命党人惨遭捕杀。寄鸥潜回故乡时,黄安在籍的党人,皆在县署侦察缉拿中,幸知县曹履贞原系寄鸥老师,得其庇护,并嘱其隐居山寺,静待风声平息再出山。
民国五年(1916年)正月,袁世凯要实现皇帝梦,恢复帝制,自己做皇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为收买人心,对革命党人既往不咎。蔡寄鸥潜回汉口,担任革命党人在日租界山崎街创办的《中报》编辑,深居简出,终日书写编印反袁文章在《中报》上发表,袁政府官员恐惧,下令通缉《中报》编辑及负责人,但报社在日租界,巡捕无权去租界抓人。黎元洪亲下手令:“租界以外不准订阅中报”。因此,报纸发行量锐减,经费来源涸竭被迫停刊。寄鸥离租界去武昌,担任《教育杂志社》编辑,仍以隐晦的文字反袁反帝。时过不久,《教育杂志社》亦被黎元洪下令封闭,政府对寄鸥的通缉加紧,为生计所迫,寄鸥仍避居日租界,在一家富户教私馆,收入勉强糊口,无力养家。幸教会主办的《德公报》仰寄鸥名望,聘请他为报纸写小说,月薪四十串,才有资格养活母妹妻女,七月,因妻死回家,经理丧事,作悼亡诗百首,登载于《新闻报》上。
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称帝前一个星期,蔡锷在云南起义反袁,因而武汉当局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寄鸥被逼避居租界同仁医院,才幸免于难。袁世凯下台,接着是军阀混战,加上复辟与反复辟,战祸频繁,国无宁日,这段时期的寄鸥仍在武汉从事报馆编辑和记者工作。从进两湖师范到军阀混战平息,十余年寄鸥的生活,是失意超过得意,烦恼多于欢乐。从民国十年起生活开始转入安定。摘录其自述:“由民十至民十五年,为余文字生涯之最安逸时代,盖每月有一定之薪金,则生活有一定预算。虽日依人作嫁,而经济上实不感恐慌。每日至《大汉报》作时评一则,只需一小时,每晚至《正义报》编辑电稿,亦只需二小时,此外则吃饭、睡觉、打牌而已。大凡处境愈适者,其坠落也亦愈深。余自知文章与事业退化,实伏病根于是时。周均亮每向余曰:“读君之民元作品,前途何可限量?今若此,可谓自暴自弃矣”。余是时闻之极不解。今始认为直言,然而年华已逝,须发俱斑,回首思之噬脐何及哉“。读此段文字,印证以后客观事实,寄鸥不失为有自知之明。
 
三、敢于抨击权贵,不取非义之财
 
在反清反袁的年月,寄鸥确实雄心勃勃,似乎大有作为,但其人恃文傲物,以清高自许,终不得志于官场,但也有其过人之处:就是敢于抨击权贵,不取非义之财。武昌起义成功,原两湖师范学生牟鸿勋,一跃而当上部长,出必骑马,卫兵前呼后拥,见故友亦不下骑,傲慢气焰盛极一时,学友均憎之。寄鸥于《民心报》上作诗以讽之:“策马扬鞭何所之?相逢不下意如何?布衣安步何高雅,问尔何缘得马骑?”见面时并当众呼起绰号“小毛”。牟怒威,掏手枪威胁,寄鸥毫无惧色,牟终不敢开枪。此后牟鸿勋的傲慢气焰亦自收敛。
辛亥革命成功,党人拥黎元洪为都督,但黎心怀疑虑,贪图个人享受,疏远革命军人。清兵南下,汉阳失守,黎元洪逃离武昌,群议非之。袁世凯篡取中华民国大总统后,黎元洪投入他的怀抱,武汉新闻界主要人士形成两派,《中华民国公报》和《群报》等拥护袁黎。《民心报》、《震旦民报》等拥护孙黄,蔡寄鸥是反对袁黎的。《大江报》被封后,他在《民心报》发表《哀大江报》一文,抨击黎元洪摧残舆论“内有英雄不出,徒令竖子成名”。不久,蔡又在《民心报》发表小说《新空城计》,揭露黎元洪在清军攻占汉阳后拥爱妾仓惶出逃,竟使武昌城内没有主将指挥。该书开场白为:“双眼花翎泛绿,寸高顶子飞红,捉拿革命抢头功,报答皇家爵俸,赚得银洋万万,修来金屋重重,红颜伴我白头翁,翡翠衾寒与共”。黎为此大怒,指派总兵陈血岑、民生银行总裁徐中立出面宴请蔡寄鸥,遭蔡拒绝,随后黎又派徐中立携带银元万元,要求寄鸥停刊《民心报》,并声明:“如不停刊,就请试枪”,用手枪对准寄鸥。寄鸥从容回答:“银元非我所属,枪亦非我所惧,言论自由乃宪法规定,任君行之可也”。利诱威胁无效,黎元洪莫可如何,但心怨寄鸥,恨不急死。乃用银元一千,收买流浪汉,浑名叶疯子者,给手枪二支,秘嘱刺杀蔡寄鸥。叶固流浪汉而有侠义心,骗钱到手,反将黎的密嘱告寄鸥,并与寄鸥结为朋友。暗杀不成,黎元洪最后下令逮捕,经蔡翊武出面求情,把《民心报》停刊,换得蔡寄鸥一条性命。
1913年,“二次革命”时,汉阳兵工厂工人反袁最激烈,该厂总办刘庆思多方刁难工人。寄鸥在《震旦民报》上刊载大量文章,支持钢铁工人的反袁运动,并揭露指责刘总办刁难工人的非法行为。文章引起江城政、学、商界对该厂工人运动的支持。刘庆思亲来报社,请求寄鸥更正攻击刘总办的文章,遭到拒绝。刘又派人奉送银元二千元,寄鸥不收,并给来人严厉地斥责。后袁世凯借口《震旦民报》声援汉阳兵工厂工人罢工,串通英驻华使馆欲将蔡引渡,蔡才被迫流亡江西。
1916年12月,蔡寄鸥主持复刊后的《震旦民报》对段祺瑞执政不断抨击。他还在《大汉报》上发表《坠花楼》小说,从袁世凯称帝开场,到张勋复辟、安福系当国、曹锟贿选止,对帝制之迷梦、军阀之专横、政客之龌龊,一一揭露无遗。胡宗铎任湖北清乡督办期间,他在省主席张怀九家,对党政措施意见不一致时,不但疾言厉色的抗辩,甚至还公诸报端。如对省政府组成人员,他题有一联:“一府两民党、五科三江陵”。指责张怀九任人唯亲。他还和石青阳、覃理鸣、李西屏等人反对胡宗铎和张怀九秘密商妥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监委名单。
蔡寄鸥对家乡百姓充满恻隐和同情心。民国20年,黄安大旱,高渴的冲塝田颗粒无收,三分之二的家庭揭不开锅。寄鸥从蔡氏族人中得到消息,即邀请黄安籍在汉的乡亲集会,倡议捐资救灾,寄鸥把存入银行的稿费全部取出,雇人购买大米运回黄安,救济灾民,此事曾获得国民党政府黄安籍官员的赞许。当时湖北三区专员石幼平、四区专员程汝怀都曾赞叹:“寄鸥虽变节投敌,但不亡故里,倡议捐资,救济灾民,确也难得”。
 
四、恶毒攻击共产党,充当反共急先锋
 
蔡寄鸥不仅自己反对共产党,还劝同乡同窗好友放弃马列主义信仰。早在北伐前他曾以同窗同乡身份劝勉董必武放弃共产主义,遭到严词拒绝,他十分惋惜,曾在所著《四十年闻见录》第五十页中写道:“……其后,董与邓演达游,亦一变而为共产党之中坚分子矣。董本寒素之士,性极谨愿,而人格乃甚高洁,其不幸而堕入歧途,乃为环境所误耳!惜哉!”
1927年秋,黄麻起义攻克县城,以后拉锯式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持续了三年。红军第二次攻克县城后,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寄鸥恨之入骨,在他主持的报纸上,大肆污蔑咒骂共产党,说什么“极尽其奸掳烧杀之能事”。后他还选择污蔑共产党所谓事例五十五则,载于《四十年闻见录》中第197~210页,计九千五百余字,兹录其原文两则:
(一)“沙平会有王姓青年,初入共产党时,会议席上,有指其父为劣绅者,众问王,应如何办理?王曰杀之。问谁则杀之?王沉思乃曰余自杀之可耳。散会后,逮其父至,宣布罪状,父长跪乞哀,王叱令向外跪,其父如言,王乃向其父背后发枪,毙之。旁观者笑谓之曰:汝不当面发枪,而令其向外跪,殆犹有不忍之心乎。王默然,施为共党所杀,并杀其全家,指为杀父无诚意,非确能忠于党。”
(二)“匪区负责人物,大为篾匠、酒匠、剃头匠和雇农等等,总而言之,无一能识字者,其书记工作则为裁缝、道士之流。以前之教书匠,大带绅士色彩,固早已杀尽无余也。呜呼!余书至此,肝肠寸断矣,瞻望故乡,将变为无人之沙漠,酸风苦雨,磷火荧口,此乾坤何等时耶……”。
文后还赋诗:
           
           “独坐悄无声,未识夜何许,
敲窗风有声,窥户月无语,
辗转读乡书,写尽哀鸿苦,
千家闹鬼哭,四野横尸腐,
一息或苟存,宛如鱼在釜,
永氏宁扑蛇,鲁妇不避虎,
 感此心伤凄,对影泪如雨。”
 
其诗其文见报后,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秋,程汝怀任湖北四区督察专员兼黄安县长,大举清乡肃匪。蔡寄鸥担任黄安县驻省清乡委员会委员,他还毅然决然地回到黄安,从事“清乡运动”。他在《四十年闻见录》一书中写道:“……余返汉后,他无所事,惟仍以卖文为活,有暇则致力于清乡……”(文见《四十年闻见录》第134页)。是年清乡,杀死无辜百姓数以千计。寄鸥虽未亲手杀人,作为幕后策划指挥者,其罪更甚于刽子手。
抗日战争时期,寄鸥仍羁留武汉,他与汪精卫都是同盟会员,为文字莫逆之交。汪精卫投降日寇,寄鸥遂成为汪伪在武汉文化战线上的健将,成为敌伪的喉舌。武汉沦陷后,他在日伪《大楚报》当了几个月的记者,在日本的默许下,用秋虫的笔名出版了《武汉新闻史》。
抗战胜利后,为了生活,他不得不重新拿起“早已焚却了的秃笔”,为《罗宾汉报》写起“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文章了。
解放战争中,他掌握的报纸杂志发表过不少攻击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文章。
 
五、罪当镇压而不杀,感恩戴德立新功
 
人民解放军云集长江北岸时,国民党政府的大官、权贵,纷纷搭轮船、坐飞机,离开大陆,去台湾、香港、美国。寄鸥自知数十年来自己对共产党的攻击谩骂,一旦解放,罪在不赦,也想外逃。他虽是文化界名人,但必竟不是官场中人物,且个人历史上有污点,他明白无论去香港或台湾,均无立足之地;且儿孙满堂,一家十余口,离开大陆无法生活,加上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对他开导、劝勉,才留住武汉,等待命运的安排。
武汉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他既没有逮捕,也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1950年春,郑位三同志介绍他和红安籍的伪政人员余义民、李俊谦等去湖北省文史馆工作,后到省文工团工作,寄鸥深感人民政府对他宽大处理,到省文工团后,感德于内心,报恩于行动。他自觉地夜以继日地工作,首创戏剧《太平天国》在武汉各区公演,受到政府和观众好评。续之写出歌颂党和人民的歌谣百余首,在湖北各地演唱,后又编写《武昌革命史》(即辛亥武昌起义),付印成书送北京文化部审查,评价很高,文化部给予奖金3000元(旧币),他将钱捐赠文工团。1958年因病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蔡寄鸥从1911年~1949年,在武汉从事记者办报工作38年,先后担任过编辑的报社有:《民国日报》、《文学社》、《震旦民报》、《中报》、《大汉报》、《民心报》、《大楚报》、《正义报》、《中山日报》、《民月园报》、《水晶宫报》、《光明日报》等(其中,后两报为双日刊系寄鸥自己创办,社址在大成里)。
蔡寄鸥从事著述,已知其著作印成书的有:《血衣儿》、《坠花楼》、《银台梦传奇》、《鄂州血史》、《四十年闻见录》、《杜鹃魂》、《豆棚瓜架下》、《王妈妈的裹脚》、《癞痢头上放霞光》、《殷汝耕叛变记》、《新空城计》、《莲花公主传奇》、《武昌革命史》等。
 
(原载1991年《红安文史》第二辑)
 
                      
                                                   编辑: 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6-01 1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