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精神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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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红安精神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发展历程

  红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心培育,红安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红安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思想渊源的红安精神,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孕育,在黄麻起义前后产生,在黄安战役前后形成,在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展,与党领导的红安新民主主义革命相依相伴。

  (一)红安精神的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红安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红安位于我国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大别山南麓,地处偏僻,远离浮华。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演进而至近代,这里仍然是封闭的小农经济把人们束缚在贫瘠的田园,生产力十分低下,经济十分落后。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占人口不到25%的地主富农霸占着75%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生活富足。占人口75%以上的农民只占有25%的土地,终年辛苦劳作,难得温饱。辛亥革命以后,连绵的军阀战争使中国社会趋向混乱,吏治高度腐败,红安的各级政权多为地痞、恶霸及劣绅所把持,与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触即发。1916年5月,红安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遭受迫害而返乡的革命志士愤然起义,占领县城,虽很快被镇压,却不啻严冬里一声春雷。五四运动以后,红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之一。红安革命斗争几乎纵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正是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为红安精神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红安古属楚地,深受尚美、尚武、执着、自强的楚文化精神熏染,形成了朴实、忠勇、自强、执着的文化心理和淳朴强悍的民风。红安虽地处僻壤,却有着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文风、学风极盛。尤其在明代,这里建有六大书院,进步思想家李贽曾长期在此讲学著述,因有“文风尤盛唯有楚,楚亦在黄(安)”之说。近代以来,红安更产生了不少像董必武这样思想先进的文化人。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后,纷纷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为红安精神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红安精神的孕育

  红安精神孕育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大致从1920年3月武汉中学创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1920年3月,董必武等创办的武汉中学正式成立,成为湖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此后,一批来到武汉中学等校求学的红安籍进步青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冬,董必武在武汉中学主持成立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随后将工作组派回黄安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揭开了黄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的序幕。进入大革命时期,以农民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革命运动在黄安大地蓬勃兴起,迅速掀起高潮,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一阶段历史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尚处于启蒙层次,二是革命斗争多采取和平方式。

  在这一阶段,红安精神的播种者董必武在红安传统文化的沃土里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经过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培育和大革命运动的滋养,红安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孕育过程。董必武制订的武汉中学校训--“朴诚勇毅”,可视为红安精神最初的文本表述。董必武认为应该将学生培养成跟黑暗势力斗争的战士,像金石一样坚强,像丹青一样本色不变。他后来解释说,“朴”就是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并将当年不能题写的“干革命”三字予以补题。“干革命”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朴诚勇毅”是红安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话语,“干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概括,二者的有机结合,使红安精神的基因基本具备,胚胎发育成熟。

  (三)红安精神的产生

  红安精神产生在黄麻起义前后,大致从1927年8月重组黄安县委到12月黄麻起义队伍转移木兰山。1927年8月,黄安县委召开七里坪会议,组建新的黄安县委。在没有正规军参加的情况下,黄安县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指示,组织领导广大农民拿起大刀长矛,在9月参与“九月暴动”以后,又于11月参与黄麻起义,攻克黄安县城,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2月,鄂东军迎战强敌围攻失利,一部分力量就地坚持斗争,一部分力量转移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这一阶段历史的主要内容是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这一阶段历史的主要特点是党的工作重点由发动群众运动开始向组织武装斗争转移。

  在这一阶段,红安精神业已成熟的胚胎呱呱坠地,其主要要素在多方面得到展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强化和彰显,呈现出原创性特点。黄安县委在七里坪会议提出的 “以革命发展革命,以革命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对“朴诚勇毅”中的“毅”和所蕴涵的“干革命”的强化和发展。反映黄麻起义的歌谣“山山岭岭铜锣响,村村寨寨战歌昂,家家户户忙打仗,男女老少齐武装”,是对“朴诚勇毅”干革命中所蕴含的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的彰显。黄安失守后的斗争精神则是对“朴诚勇毅”干革命的整体强化和发展,尤其是对蕴含其中的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进行了大幅度的丰富和提升。黄安县城失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血腥大屠杀。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广大共产党员都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共产党员张南一舍身救群众,面对敌人威逼,大义凛然:“老子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再过二十年,老子还要革命!”被敌人割掉耳、鼻、舌,活埋至死。共产党员秦绍勤坚守党的秘密,怒对强敌:“我是革命者,一不怕死,二不流泪。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怕死不革命!”被钉上木板,剖腹挖心。群众作诗赞曰:“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这些豪言壮语和民间歌谣,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反映。

  (四)红安精神的形成

  红安精神形成在以黄安战役为标志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大致从1928年初由鄂东军改称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举行“二次暴动”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前夕。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返回黄麻起义区域,举行“二次暴动”。5月,黄安县委和七军领导人在清水塘举行会议,摆脱“城市中心论” “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以实事求是的胆识和魄力,作出开辟柴山保的决定。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开创了鄂豫皖地区第一块红色区域--黄(安)麻(城)光(山)革命根据地。随后,便进入巩固发展根据地的艰苦斗争,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围剿”。1931年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发起黄安战役。12月23日攻克黄安城,战役取得胜利。黄安战役得到红安人民的广泛参与和全力支持,全县范围掀起空前的参军参战和支前热潮。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反第四次“围剿”失败,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红安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这一阶段历史的主要特点,是探索出了一条实行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

  在这一阶段,红安精神的各种要素臻于成熟完备并充分展开,并且在实践中发挥着巨大威力。如果说开创以黄安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实践着重体现了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主要体现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么黄安战役的胜利则充分展示了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这一阶段,留下了不少生动反映红安精神的话语。在一座山岩的石壁上,红军战士用刺刀刻下这样的文字:“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青山在,到处有红军!”一位越狱而逃的共产党员,在监狱里留下这样的诗行:“大别山里出好汉,生就骨头似铁坚。今日逃出虎狼口,明日回来报仇冤!” 黄安战役及其以后,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家喻户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如果说上述话语只是对这一阶段红安精神若干侧面的反映,那么红四方面军的军训--“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则是对这一阶段红安精神的整体概括。可见,在这一阶段,红安精神已建构起完备的系统,其主题、灵魂、本质、核心、精髓、品格等基本内涵已经明确,并呈现出本土性、群众性等显著特点,从而形成一种独立的精神形态。

  (五)红安精神的发展

  红安精神发展完善在五年游击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大致从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1949年4月黄安解放。主力红军转移以后,坚持黄安地区斗争的部队又重建红二十五军。同时,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和血洗火烧,摸索创造出一种新的武装形式--便衣队,坚持对敌斗争。便衣队的出现,为党在恶劣环境里领导群众坚持长期斗争闯出一条新路,也给正在为扭转根据地危急局面而思索对策的鄂豫皖省委打开了思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黄安县委推动下,黄安各地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热潮。 “一切为了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一批批爱国青年奔向抗日战场,有力地支持了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的斗争。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后,黄安再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黄安人民毫不气馁,坚持斗争。一年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黄安人民又积极支援刘邓大军作战,投入重建解放区的斗争,直到黄安解放。这一阶段历史的特点是革命道路虽艰难曲折,光明前景却越来越近。

  在这一阶段,红安精神的各个要素进一步丰富完善,并展现出持久性的特点。从重建红二十五军到创造便衣队,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奔赴抗日战场到支援刘邓大军作战、重建解放区,无不是对红安精神中已经蕴含的齐心协力的团结精神、求实创新的自强精神、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不胜不休的韧性精神的张扬和拓展。这一阶段在红安地区广为流传的《便衣队之歌》便生动地反映了这些精神:“山林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共产党是我的亲爹娘。哪怕敌人再‘围剿’,红军越打越坚强。哪朵葵花不向太阳,哪个穷人不向共产党?任凭敌人再猖狂,烧我的房屋抢我的粮,一棵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随着红安精神的发展完善,其历史价值也在这一阶段得到完全的实现和最后的确证。

 
时间:2014-06-07 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