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业忠同志主要革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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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革命人生
(根据档案资料及个人口述整理)
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小人物的经历;
这是一名较早期普通革命者的缩写;
这也是一位儿子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撰稿人 梁建红
 
一、参加革命前后简况
 
我的父亲梁业忠,化名林光,1900年3月21日出生(农历庚子鼠年),1987年10月病逝于红安县城
我父亲的祖籍系今湖北省红安县城关镇张家畈村新屋梁家湾。自从上三代他的曾祖父梁祥礼(见插图24面左、右图),因水灾泛滥而举家搬迁至黄安县檀树岗乡王家冲湾以后,便靠租种佃田为业养家糊口;之后又置办起一个小型豆腐作坊,挣点微薄收入来补贴家用。他祖父梁显璋和父亲梁盛泰均继承了上代勤劳节俭的传统,勉强维持这个小家族的温饱。他祖父生有三子,他父亲为长子。在祖父的努力支撑下,他父亲与母亲完婚,先后生下他和妹妹一双儿女。他还有两个叔父梁盛贤、梁盛德,均因家境贫困终身未娶。到了我父亲这一代,他便成了那个贫穷之家中三房共一子的宝贝独苗。
少年时代,我父亲像其他富家子弟般堂堂正正地跨进了私塾学堂。由于他为人忠厚,且勤奋好学,私塾先生对他显得格外偏爱。先生脾气比较粗暴,经常用一尺多长的藤条鞭子教训不听话的学生,谁犯过错惹恼他,他就用教鞭击打谁的手心。而他一次都没有教训过我父亲。
父亲在那座学堂顺利念完四年私塾。第五年的某一天,因祖母生病,他在家照顾耽误了一会儿时间。赶到教室,先生准备放过他,而班上受过罚的同学却闹起哄来。有人嚷道:“我们挨鞭子,心甘情愿地受罚,他一次也没挨过,先生太偏心了!”先生没别的办法,就用鞭子在父亲的手心轻击了两下。
只受到那样一次微小的体罚,对于性格倔强的父亲,心中竟生出了莫名的羞辱感。下课后,他将书本甩到寝室自己床铺的蚊帐顶上,愤愤地离开了那座学堂……
父亲放弃念书之后,帮助家人制作豆腐、烧火做饭,帮乡亲杀猪、宰羊,给药铺誊写药方,一刻没闲着。
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期,家里为父亲操办好婚事,他妻子先后生下了两个女儿。
二十年代中期,革命火种播撒到家乡。他当上共产党的联络员以后,经常早出晚归,有时彻夜不归。他的父母等亲人暗地里协助,为他打掩护,并安慰着年迈的祖母。他祖父当年已病逝。
据父亲回顾,比他更早参加的革命党人斗争经验相当丰富,在他担任交通员时,为了考察他是否忠诚,最初安排他送的三封信,里面都是没有文字的白纸。当对他彻底放心后,才派他正式执行任务。
当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乡公所的乡丁、保丁查得很严,有时深夜查到家中,家人均以父亲外出赌博(其实他根本不沾赌)等为幌子搪塞过去。
直至父亲公开闹革命,担任当地小有名气的领导职务,主持镇压土豪劣绅,发动当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并参加反“围剿”斗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后,国民党及其土匪帮凶等反动派们才注意到他,并对他恨之入骨。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以后的几年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土豪劣绅、土匪等帮凶,曾经先后多次几近灭门式迫害父亲的多位亲人。他的父亲被土匪们残杀后砍成八块分尸示众,祖母被逼得病急交加、含恨死去,母亲被逼迫上吊而死,两个叔父均被活活地在树上吊死,死难亲人全都尸骨未收。父亲的前妻被国民党军官抢走,家中三大间房屋被烧得精光(见插图23面左图、右图),分到的田地又被全部夺走(见插图11面上图)。他的两个幼小的女儿也没有逃过毒手,整天东躲西藏、无家可归、四处乞讨,小女儿冻饿而死,大女儿尚且靠乞讨百家饭暂时保住性命。他的妹妹因早年出嫁才幸免于难,后来终因痛失亲人、悲愤欲绝,哭瞎了双眼。
据父亲的长女梁清华(见插图1面左下图、插图11面上图)后来回忆,她在讨饭途中曾遇上土匪王红得等人,当时王恶狠狠地手指着她说:“看在你是个女孩子的份上,今天就放你一马,你要是个男孩,我们今天就用手掐死你!你老子的账我们还没有算呢!”梁清华后来曾经多次讲道:“我爷(父亲)为了革命而顾不上我,我一点都不怪他。都说‘国恨家仇’,我们的‘家仇’还报不了呢!”
后来父亲曾经多次对我谈到:“你爹(祖父)被反动派砍成八块,好惨啦!”当他回顾那些往事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是强忍悲愤的。但他表情坚毅,没有落泪。我从没见父亲流过泪。
解放前夕,杀害我父亲亲人的土匪王红得等人,害怕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惩罚,都躲进了当地深山中。一次,当地一女子进山拾柴、挖野菜时,密林里窜出一个长胡子、白头发男子,厉声威胁她,让她转达共产党,说他迟早要回来报复。女子被当场吓晕。村民发现女子将其背下山,清醒后她描述,见到的像个野人,很可怕。几年以后,大约五十年代中期,在共产党宽大政策的宣传感召下,亲属多次上山才将王找回。父亲退休后,六十年代初回乡探亲,见有人躲在他那双目失明的妹妹(父亲的妹妹称刘梁氏,妹夫刘定合,唯独的外甥叫刘兴永,大冶钢铁厂下岗工人,已病故)家门外,当问清是杀父仇人王红得后,让人喊他进屋,王进门就主动跪在父亲面前,父亲当即让王起身,阐明共产党人不计个人恩怨的态度,让王红得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二、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5年秋,父亲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中共黄安地下党吸收为联络员,从事传递革命信件、为党员聚会站岗放哨等地下工作。经组织考验放心后,于1926年秋正式参加革命。这一年秋,他经戴季伦、戴克敏等人介绍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1927年10月,父亲在潘忠汝(湖北黄陂人,先后就读武汉中学、广州黄埔军校,1927 年夏被党组织派到黄安领导革命,先后任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黄麻起义总指挥、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徐朋人(湖北黄安人,参加过黄麻起义,曾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鄂东北特委书记、鄂豫边特委书记等职)见证下,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潘于11月13日与吴光浩、戴克敏等人领导了黄麻起义,任总指挥。潘率领农民武装攻克了黄安县城,成立县农民政府,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担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父亲作为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小队长,也参加了黄麻起义。
起义后,潘忠汝等人随即向黄安南乡发展,组织群众严惩土豪劣绅,扩大起义成果。父亲接受上级指示,曾转入地方组织,向黄安北乡发展。
1927年12月5日,黄麻起义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城被敌军攻陷,潘忠汝在指挥战斗中身负重伤,英勇牺牲,时年二十一岁。革命军突出重围后,留下少数人就地坚持斗争,大部分人转战黄陂木兰山、黄冈大崎山。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父亲作为留下来坚持斗争人员的骨干成员之一,任中共黄安县防务委员会委员。
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4月初返回黄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纪念黄麻起义和潘忠汝等革命先烈,父亲曾写过一篇记实文章《第一次检阅》(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一集,附后)。
1928年1月至1928年7月,父亲任地方红军(革命军)游击队事(司)务长。
父亲在1928年春任游击队事务长期间,某日,早期中共黄安县领导人郑位三,邀约他和另一名早期共产党人(与他职务相当,扛的扁担上挽着草绳,化装挑夫)出外从事革命活动;郑化装成风水先生(带着卦书、罗盘等),他化装江湖土郎中(带着医书等)。几小时过去,走到一个村庄地头,发现一群人在地边指手画脚谈论田地长势、收成等;三人正饥饿难忍时,那位扛扁担者提议向谁家讨口饭吃;郑灵机一动,手握罗盘,对着那块地说:“老表啊(郑与父亲系远房表亲;为了掩护身份需要,没有亲缘关系依然类似称呼),不知这是谁家的地,弄得好不错,弄得不好有些问题。”父亲支吾地大声应道:“是啊、是啊……”地的主人听见后过来问道:“谁说这地有问题?什么意思呀?!”郑答:“我随便说说的。”主人说:“那你对我说说,看看有没有道理。”郑用罗盘对着地比比划划,嘴里不知嘟哝些什么,父亲没听清,也听不太懂那些有点怪癖的话语,反正知道是想弄点经费和食物。在郑的巧妙说道下,不一会儿,那主人哈哈大笑,请他们三人去他家里午餐。席间,郑又和主人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父亲他们不管那一套,只顾狼吞虎咽,填饱肚子。临走时,主人还送了不少干粮让他们带着路上吃,并赠与少量现金,郑让父亲收下备用。
1928年7月至1929年10月,我父亲先后任中共黄安紫云区农民协会土地委员,(地方)红军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当时又称连政委)兼党支部书记、模范营营长;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任(地方)红军红色补充团团长。
我父亲担任区农会土地委员时,做了大量考察,实地调查走访了许多贫苦的农民,侧面了解到当地恶霸地主、土豪劣绅们的卑劣行径,并进行了秘密宣传发动和登记,为土地革命工作做好了充分基础准备。
1929年至1930年,我父亲在担任上述地方红军武装职务期间,根据当时斗争形势,依据上级领导指示,广泛发动群众拥军支前,动员农村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继续壮大革命队伍,他坚决遵照执行着。按照当时的惯例,谁发展扩充红军队伍多,组织上就根据个人表现和能力提拔谁,比如谁能发展扩充一个连或一个营人马,就可担任连长或营长,谁能发展扩充一团就是团长,发展一师还可当师长。当时将发展扩大红军队伍简称为“扩红”。
我父亲曾两度将队伍扩大到师以上(当时,为了迷惑敌人以及出于我兵力弱小考虑,几百人就号称师或者军),而他并没有高攀重要职位。在他担任特务连指导员以后,就迅速发展队伍几百人至上千人;当时劳苦大众大力支持共产党,有不少农民自带口粮主动参加红军;第一次他将多的人马上交以后,只留下相当连、营的人,于是,上级任命他为模范营长。
那期间,在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的感召下,广大农民积极响应,一度,我红军队伍如滚雪球似地发展壮大起来。
接着,他又利用革命洪流奔涌之势,继续发展和扩大革命队伍,并且再一次地上交,上级又一次任命他为红色补充团长。
据父亲回顾,1929年任连指导员时,徐连长因涉嫌经济问题,按照当时党的法纪,上级决定严惩,已将其关押,准备枪决。父亲考虑到,当时正是敌强我弱环境,需要尽量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稳定革命队伍人心,于是他奋笔起草“提请对徐某某免予死刑、建议改作开除处分”的报告。上级领导认为,我父亲的报告写得合情合理,于是批准由他宣布将徐开除回家,保住了徐的生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徐的女儿、女婿(时任父亲家乡党总支书记)看望他时,其女儿讲,听她父亲谈往事时才知道上述情况的;称她父亲身体仍挺结实,并时刻牢记着此事,还托她代为感谢我父亲的救命之恩。
1929年任营长时,父亲在战斗中负过伤(右膝盖被矛头刺伤露骨,为穿刺伤)(见插图6面上图3)。此次战斗系整肃地方反动势力“红枪会”的一次作战。
父亲在地方红军任职期间,一名国民党特务化装成我党干部,带着上级介绍信(上面文字和大印伪造得很逼真)前去策反,被他及时识破抓获,消除了隐患。
据父亲亲笔填写的“革命前后主要经历”记载:1930年3月,他当选中共黄安县紫云区(辖紫云、方西河、檀树、大斛几乡及河南新县箭厂河一带;因死难人数众多,曾被称为死人区)苏维埃政府第一届主席,同时兼任执行委员;1930年9月,又当选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之后,担任黄安县(地方红军)警卫团团长至1931年12月。
他在担任区苏维埃主席期间,执行我党土地革命政策,曾主持过四万余人大会(包括方圆数里看热闹、助威的农民群众),当场镇压了四名土豪劣绅。均系使用锄头等农具执行的。
那时期,和其他农民一样,父亲家也分到了适量田地(见插图11面上图)。当时,劳苦大众无不为此欢欣鼓舞,心中充满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193111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11日,红四方面军发起了为期43天的黄安战役,一举攻下黄安城。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伟大胜利和表彰黄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宣布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抗战时期,共产党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又同意恢复黄安县名。全国解放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定名为红安县
1931年12月至1933年12月,我父亲先后担任红安独立师经理处主任,红安县苏维埃政府拥护红军委员会主席;此间,他又宣传和发动了不少人参加红军。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一股劲地发展队伍?他回答:“我们的共同愿望,都是希望革命成功、斗争胜利嘛!”
据父亲回顾,他在担任师经理处主任期间,上级依据他对“扩红”的贡献,已口头宣布他任副师长,但很快又结合斗争需要安排他到地方继续“扩红”,另任他职。因而父亲未记载上述职务。
1933年12月至1935年初,他任中共鄂东北道委后方留守处副主任。郑位三时任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下设1、2、3路游击师等;道委还设若干特委,下辖中心县委和独立县委等。父亲作为道委机关留守处副主任,与道委所属游击师副师长或特委副书记等职务相当。
1935年前后的一天,天气寒冷,他作为道委后方留守处副主任,仍为壮大队伍操劳。他一心扑在发展上,正与几个地道的农民谈话,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时,突然保卫局的人以肃反为名,一下子将他们五花大绑分别抓进了监狱。
他被关在三个人的小监号,保卫局的人员对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互通姓名,小声讲话也不行。三人还是趁保卫局人员不注意时小声问到些情况,知道其中一人是师长,另一人是团长;父亲也谈到他曾当过补充团长、警卫团长等。那两人比他早几天进监,父亲问他们何故被抓,他们称被怀疑成“改组派”或“A B团”的人被抓的。他们又问父亲怎么进来的,他说他正在发展人参加队伍,保卫局说他们不该三五成群、鬼鬼祟祟,怀疑是敌特被抓的;连他做工作准备发展的几个人也一同被抓。那师长说:“你还发展队伍,审我的人都讲啦,发展越多、职务越高,越是怀疑。”父亲说:“我是为共产党发展队伍,并不是出于个人目的。”那团长说:“看样子我们都将大难临头了。”说罢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我父亲进监第三天,同监的师长被以莫须有罪名拉出去枪毙了。不到一星期,团长也因疾病和受折磨惨死监中;而保卫局的人却硬说是吓死的。
天寒地冻,我父亲身穿单薄衣,晚上没被盖,挨饿受冻,但他始终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保卫局的人反复多次地审讯他,甚至严刑拷打,逼他交待怎样与那几人勾结从事AB团等特务活动的;还对五年前队伍上的事情追查不放,逼他承认如何破坏党的法纪、擅自做主放跑徐某某等问题;父亲对保卫局提出的所有问题或者罪名均一一慷慨陈词、据理答辩。一名保卫局的人员威胁说:“再不老实,你就和同号子的那两个人一样下场……”保卫局的人还想从他的口中挖出原道委书记郑位三的“问题”,均未得逞。
父亲艰难地熬着,但他的心里是敞亮的:没做丁点对不起党的事情,没犯任何过错,难道他们这样不讲理法,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吗?他一点都不畏惧,坚强地支撑着、等待着,始终对党坚信不疑。
一个多月以后,保卫局终因抓不着我父亲的任何把柄,不得不将他无罪释放。可谓大难不死、死里逃生。
1935年初,父亲被释放后不久,天气仍然十分寒冷,他在监狱中染上的伤寒病更加严重恶化了,卧床不起。
组织上鉴于父亲的身体状况,对他做了妥善安排,让他作为地下党员隐蔽起来,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于是,他到麻城兰田寺(庙)当上了住持。当时,他的秘密身份仍为道委后方留守处副主任。
我父亲剃度后,头顶上受戒有九点,一米七八的个头,稍显瘦削的身材,穿上朴素的袈裟,俨然一副长老模样。
父亲隐蔽住庙之事不知啥时候被土匪们打探到,对他威逼利诱,硬要他交出共产党的财宝,否则将向国民党举报,并对他施以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一次没得逞,过一段时间土匪们又去。父亲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和财宝,守口如瓶,咬紧牙关,终于挺过去了。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党派人与父亲联系多次,请他参与领导安麻一带的抗战工作;刚从延安派回任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书记的郑位三曾亲自去过,他均以化缘为掩护出外从事革命活动未谋面。父亲回庙后,小和尚转告时,他问来的什么人,小和尚道:“只说是师傅的‘老表’来看望您,别的什么没说。”他提醒小和尚留心,提防国民党特务和土匪们耍花招。
不久,郑位三终于与父亲接上了头,郑让他组建安南地区(地方工委)县级机构,父亲说:“我在庙上做了几年地下工作,这一带都相信我是真和尚了,是否让我继续用这种身份为党做事,请你安排。”郑位三思考后说:“按目前的情况,我是同意的;将来斗争形势一旦变化,党安排你公开任职时,你必须服从。”他与郑商量妥后,继续留在庙上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1939年3月,黄宏儒由延安抗大返回,先任安南工委书记,时任安南县委书记。1940年8月,黄宏儒等人找到我父亲,黄讲:“传达上级指示请你出面打日本鬼子;已初步拟定你进县委主要领导班子,分管武装力量。”他回答:“我能力有限,但对兰田寺所在的中馆驿区情况较为熟悉,你们就在这里安排我带支队伍打鬼子吧。”黄又讲:“你是老红军,早就是团级干部,还有一定文化,让你在区里干太委屈了,何况中馆驿已有个区长叫甘树东,你去只能当个区政委。”他说:“政委就政委吧,反正是个正的,我还不大爱当副职。”他的话引得在场人哈哈大笑。黄宏儒又补充道:“还有一件重要事,安麻号称五个区,中馆驿叫麻五区,但全是空架子,没有武装力量。现在不像以往,日本人来了,你怎样开展工作呢?”他答道:“这事请你们放心,几年的隐蔽斗争,我结识了不少仁人志士,还发展了许多党员,筹集了一些经费。土匪多次找我麻烦,我都没理睬。你们不知道吧?我在当地成立了一个拥护共产党的帮派,叫‘五老会’,按年龄我还排行老三呢!”黄宏儒等人听了非常惊喜,他们希望我父亲早日开展工作,并且举行了简短的现场仪式,任命他为中共麻五区政治委员。
上面安排我父亲任麻五区区政委这段经过,整理人多次听讲过,但是,“我还不大爱当副职”这句话,只听父亲谈到过一次,印象却格外深刻。那是我反问父亲为什么不进县委领导班子,而要留在区里任职时,父亲才淡淡地说的一句。然后我又问:“你讲这句话时,其他人什么反应?”父亲说:“别人都大笑了。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还是很乐观的嘛!”另外,在整理过程中,还有一些印象模糊的回忆情节,整理人就没妄加编写了。
父亲上任后,与甘区长配合默契,工作开展较顺利。他还积极联络各方面力量,迅速组建起一百余人的区中队,使麻五区成为麻城一带唯一有武装力量的区,与日、伪、匪等反动势力作顽强斗争。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中共重组新四军及所部;4月中旬,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一团团长罗厚福任新五师十四旅旅长,后任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张体学时任十四旅政治委员。同年,黄宏儒出任安麻中心县委书记兼县长;麻五区受军、地两级党政机关双重领导。
不久,甘树东原来的错误暴露后,罗旅长亲自宣布:“现在由县委委员梁业忠接替区长职务,主持全面工作。周绍儒担任区政委。”后由我父亲兼任区政委。
红安县志(黄安革命斗争史)载:“麻五区区长梁业忠(一说甘树东);”由此说明,县志对那段历史记述不详。按照县志理解,当时麻五区区长是谁不确定。县志也记载了麻五区是当时唯一有武装力量的区级机构。
1942年初,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共安麻第五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政委。
1943年,为了扩大抗日成果和斗争范围,上级又任命他兼任麻四区区委书记、区长;同年10月,兼任麻(城)罗(田)县工委地方支队(简称为麻罗支队)政治委员,以加强领导。
以下是摘录《风云变幻廿二年》,麻城县中馆驿区区志编辑室主编,1986年5月出版一书中的两段章节:
革命政权
……民国二十九年(1940),安麻县政府在沦陷区内包括中馆驿、宋埠、铁门等地建立麻五区。区长梁业忠,政委周绍儒(周因其他原因调动,政委由梁兼任)。区设区队武装,区下设乡。中馆驿地区高迎乡有刘志书、陈彩云、陶胜三等先后任乡长;王集乡有肖南山、胡国忠、姜意麻子(诨名)先后任乡长;方松乡有罗南山等任乡长;中馆驿乡有严秀东等任乡长。当时麻五区的管辖范围,根据梁业忠同志现在的回顾,除中馆驿区、宋埠区、铁门区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另外,依据武装力量的情况,随时可以扩大。如五脑山以北,曾有一段时间开辟组建过两个乡政权;白鸭山下的平靖一带,也曾一度开辟组建过乡政权;新麻交界的混子,玉阁以北的龙井等地,都是麻五区区队活动的范围……(5—6面)(见插图13面图2、图3)
 
麻五区与新四军开展对日斗争
民国二十九年(1940)以前,原属高迎乡(现今迎河集乡)的周画匠湾附近兰田寺内,住着一位中年和尚,法名林光,其实真实姓名却是梁业忠(红安县人,现已离休,住红安县老干大院)。当时,林在中馆驿、宋埠一带沦陷区内从事革命活动,开展对日斗争;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新四军到来以后,他才公开露面,说自己受安麻县政府的委派,是麻五区区长。开始区公所设在刘华,后因环境变迁,就没有一定的地点。同麻五区配合行动的有麻罗支队,队长张玉阶。
麻五区与新四军经常出入在沦陷区内,如张贴标语,破坏公路,锯断电杆,收走电话线,致使日军汽车不能通行,通讯中断联系。当时,日军为防止破坏交通路线,强迫沿公路附近村落的群众每夜轮流看守。日军规定:如某处发生锯电杆、挖公路的事件,就以火光为信号,否则,就按“通匪”论处。当地人民群众仍暗里协助麻五区与新四军,待他们破坏交通路线后,再点起熊熊大火报警。等日军全副武装出动,赶至被破坏的现场后,根本找不到破坏者的踪影。长此扑空,弄得日军晕头转向。有时日军夜晚出来巡查,群众得知后,立即告诉麻五区、新四军,或者对巡逻日军进行袭击,或者轻装进入中馆驿城内,向日军驻地鸣枪,使其顾此失彼。凡此种种,迫使惶恐不安的日军,只好日夜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举妄动。
麻五区区队曾配合新四军四十九团围攻宋埠。麻五区区队从干沙河进入小街,迅速攻破宋埠东门,进入汪精卫傀儡政权设在宋埠的麻城县政府,活捉县长朱甲卿。当时对朱甲卿严加训诫:不准他危害百姓、出卖民族利益,否则,予以从严惩治。麻五区采取擒而又故纵的方法,释放了朱甲卿。这一斗争策略,在沦陷区内对汪伪政权的所有人员震动很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八月一天,驻汪家大屋的日军,一行十八人,荷枪实弹,沿中项公路开赴中馆驿。我新四军得知情况后,埋伏于甘家湾山坡,待日军路经这里时,两挺机枪猛力扫射,当场击毙日军十七人,只一人侥幸跑掉。就是这次袭击,迫使日军撤离了汪家大屋的据点,放弃了中项公路这条防线。(62—64面)(见插图14面图5、图6、图7)
此间,在我党的强大军事、政治攻势震慑下,以及在宣传抗日的舆论影响下,曾有一个排全副武装(每人长、短枪各一支及子弹等)的国民党日伪小股队伍前去麻五区投诚,麻五区将人和枪全部交给了上级部队。
抗日斗争的节节胜利给敌人有力打击,使其闻风丧胆,并对抗日武装恨之入骨、怀恨在心。日寇将我父亲确定为当地抗日分子中头号要犯,通缉围捕、捉拿父亲等共产党人,并悬赏数百大洋买其人头。在金钱诱惑下,无耻的汉奸向日伪告了密。
194311月,侵略军再次对麻五区等地实施报复性围剿行动。某天,日、伪、匪纠集一气,在汉奸密探指引下,三面包围了五区临时住所金家湾。危急关头,我父亲身先士卒,将生死置之度外,命令大部分人员率先转移,他亲自带一个小队掩护。
敌方逼近至约几十米的距离时,最前面带路的那个密探用手指着我父亲所在位置,大声地喊道:“太君快看呀,那就是和尚梁业忠,那就是梁区长!”父亲早就练得双手打枪的功夫,他右手握着驳壳枪、左手握着“小八音”手枪,说时迟那时快,他抬手朝汉奸一枪打去,汉奸应声倒地,当场毙命。
    敌人发现了父亲以后,集中火力向他们处猛烈扫射,不幸他的腿部中弹负伤,左小腿被子弹击穿,形成贯通伤(见插图6面上图3)。几十名队员一面顽强还击,一面扶着他向后撤退,直打到剩下他和小个子通信员等几人,其他队员大部分壮烈牺牲,他的两支枪打得剩一颗子弹,幸存队员的弹药也所剩无几。他当即让通信员等撤退,他准备作最坏打算,最后关头向自己开枪。小通信员试图背他背不动,这个机灵的通信员猜出他的意图,一把夺下他手中仅剩一颗子弹的“八音”枪拔腿就跑。父亲手中没了子弹,但他仍然握着那支没子弹的驳壳枪,在掩体后面与敌人对恃着。尽管以少对多,力量悬殊,但平时队员们训练有素,个个枪法都较准,打得敌人也死伤一大片。吓破胆的敌人仍未察觉没子弹的梁业忠等人,不敢贸然冲锋。一名伪军官便开始不停地喊话:“共产党的人听着,皇军知道你们不是真心对抗,是被迫的;你们只要缴枪投降,并交出区长梁业忠,一定保证你们人身安全,并可论功行赏!”
父亲在掩体中非常镇定,他也针锋相对地向敌人那边大声喊话,规劝伪军和土匪不要给日寇卖命,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和良心。他还大声地吩咐身边战友们随时准备好,他大喊:“等鬼子靠近了再打死他们!谁敢先露头就先打死他们!……”
话说他的通讯员(或者称警卫员)夺下他的枪后,以飞快的速度跑到约一里路开外的林金诚排长处告知情况。身高一米八左右的林排长二话没说,迅速率领部分队员,在父亲的通讯员带领下奔跑到他身边,将他背起火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父亲再一次奇迹般生还了。
我父亲在家乡时写得一手工整的小楷毛笔字,药铺的老板曾聘请他抄写处方,利用那机会看过不少中医书籍,并随身携带。负伤后,条件非常艰苦恶劣,没医药、麻药和消毒品等,他就用盐水消毒,用火烧后的刺刀自己手术处理伤口,忍着剧痛清理腿部打碎的骨头,然后自配草药敷于伤口处,并用洗干净的绑腿布包扎。
他曾隐蔽在群众家养伤,上级派人送去津贴和滋补品,他都交给主人家安排,炖的老母鸡大部分都给群众吃了,他只吃点骨头喝点汤。
他在负伤期间,仍为抗日工作不停地操劳,坐镇指挥区里和支队的抗日事宜。
1944年春夏间,我父亲英勇抗日并负重伤的消息传到新五师后,得知他的腿伤感染恶化,师部领导十分重视,被党派去兼任师政委的郑位三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尽快赶到师部疗伤,并适时负责后勤经济工作。
郑政委派人送来信后,安排四个农民用担架抬他去师部。担架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艰难地走着,不知走了多少个时辰突然半路上,他们看见百米远处有一队人马急速往这边行进,几个农民吓得浑身直哆嗦,他们小声嘀咕着,打算丢下担架逃命;他机警发现这一变化,马上对他们做工作,他说过来的是自己人,让他们放下心来,可将担架抬到草丛隐蔽处,等队伍过来再确认;农民按他的话做了。不一会儿,约一个连穿新四军军服的人马走近,他已认出其中的熟人,终于,亲人们会合在了一起。带队干部讲,是师首长专门让他们来接应他的。
到达师部驻地大悟白果树湾后,首长让父亲先别考虑工作之事,专心住院疗伤。
在师部医院,经会诊确定他的伤口感染恶化,伤势严重,军医提议锯掉左腿以保全生命。父亲坚决不允,他说:“失去腿脚怎样工作?怎能战斗?!要锯腿还不如给我一枪,打死我算了!”在他的坚持下,医生只好采取保守治疗措施,并且再一次为其做了碎骨清除和溃烂皮肉清理手术。
他以英勇顽强的毅力战胜伤痛,终于保住了残腿。他的事迹受到新五师领导赞许和表扬,并号召官兵们向他学习。据记载,父亲共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负重伤一次、轻伤一次;因为反扫荡、坚持敌后斗争、顺利完成任务等,受过两次三等奖和多次口头表彰以及物质奖励(见插图11面下图)。
几个月之后,他在条件较好的后方野战医院伤势趋于好转,能拄拐杖行走。
1944年底,他的腿伤稍好一点,就向领导要求工作。郑政委准备提议他任师后勤部副部长。他说:“我哪能担此重任,我就当个兵工厂厂长行了。”
1945年1月,经师党委研究决定,任命父亲任新五师华丰公司总经理(或者称总工厂经理,该机构对外称湖北华丰公司),主管师属所有军工企业,包括弹药厂、修械所、造纸厂、印刷厂、卷烟厂等。
 
四、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0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鄂豫皖中央局改名中原中央局(通称中原局),徐向前担任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在徐向前因病未到任前,担任代理书记。中央还组建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由新四军第五师与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等部队合编,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中原军区是中原地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
1946年春的一天,郑书记找我父亲谈话说道:“现在国民党又开始“围剿”我们,你的总经理当不成了;你到局来在我身边工作吧。”他回答:“又要打内战,有的首长家属子女在身边不方便;如果向外地转移,可安排我负责护送。”
不久,父亲和时任县长的郑维忠等人承担护送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部分干部家属子女的转移任务,其中有戴季英(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曾任鄂东军副总指挥、红二十五军政委,后曾任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第一纵队政委等职)的子女等。
在向山东转移时,父亲担任护送队负责人。一路上,他安排护送人员行动时,采取集中、分散结合,急中生智、灵活机动的方法,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安全。
分散撤退时,他护送戴季英的女儿陶安(姐姐)和儿子延安(弟弟)等人;一路上,敌机轰炸以及机枪扫射,情势紧迫,险象环生,他一边安慰和鼓励他们,一边教其机智勇敢地对待和处理险情:用树枝编制帽子,避穿显眼颜色的服装;当敌机机头对准时,父亲让他们迅速利用最近的掩体,如房屋、残墙或山坡、土坡等进行保护,并且根据敌机的飞行方向及线路左右移动所处位置,避开敌机扫射范围。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陶安、延安姐弟俩到华河探亲,专程去七里坪看望父亲时,延安说:“转移那时,我年纪小,吓得直哭,是伯伯安慰我、教导我,我才学会了勇敢。”陶安说:“伯伯当时用身体护着我们,要不是您,我们恐怕生命都难保。”(陶安后来与一位红军干部结了婚,住在甘肃省某城市,与父亲去过书信。可以通过红安县华河镇枣林村已故老红军、姐弟俩的养父马凯山的侄女马平了解详细情况)
父亲等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安全抵达目的地华东局,并将被护送的人员交给华东地区领导做了妥善安置。
某日,华东局财经办主任曾山(江西吉安人,党的“七大”中央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办事处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并兼上海市副市长、财经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历任政务部长、商业部长、交通部长等职)与他谈话说:“老梁同志,你是我党信得过的老红军干部,抗日英雄,这次又完成重要任务,欢迎你到华东局工作。”他询问了父亲的身体状况等情况后,又说:“中原局和军区介绍信及你的履历情况我都看过了,按你的资历条件,可考虑申报任局里部门副职,但要经饶书记等领导批准。”曾主任思考了一会又说:“这样吧,我负责华东地区总体经济工作,北海银行属金融要害机关,掌握着经济命脉,我不能经常过问,我提议你任总行副职,这可是华东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后迁至上海),负责山东革命根据地及其他部分解放区金融工作的银行啊。”他回答道:“谢谢主任的好意,请安排我去基层,我干贯了一线工作。”
1946年秋,在父亲的坚决要求下,领导决定安排他到基层,任命他为北海银行汇通公司会计主任。
1947年初,曾主任又找父亲谈话说:“梁主任,由于你工作出色,局领导很满意。现在又要给你添一个重担,经上级研究,你在负责基层经济工作的同时,决定任命你为龙记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我党与老蒋的金融斗争,直接向我汇报工作。你的担子不轻啊!”
父亲任汇通公司会计主任和龙记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不懈努力地展开金融斗争,通过各种方式做说服、团结和教育工作,争取不少巨商、资本家为我党金融工作提供援助。父亲曾多次谈到,一位“开明”资本家,在他的工作下对我党有很大的贡献。有一天,他对父亲说:“梁总,我家经济条件没话说,为共产党做贡献我也心甘情愿,但我有个最大的心病,就是我唯一的儿媳妇进门几年了,一点动静没有,至今怀不上孩子。听说你曾学过中医,是否能帮忙看看?”父亲回答:“我试试看吧,若没效果,请别怪我。”于是,他首先拿脉问诊,接着一边认真翻阅医书、一边细致调配草药,然后才让他儿媳服用。父亲觉得虽没十拿九稳的把握,仍应努努力、尽尽心吧。
几个月以后,有人来报喜,说那位资本家的儿媳妇有动静了,已经怀上了孩子。父亲顿感如释重负。资本家请父亲上他家赴宴,以表感谢。
父亲早年勤学肯做,会烧制一些家乡菜肴;在麻城时,他又学做一手斋饭素菜。 他去后,到其厨房观看厨艺,准备欣赏山东菜的做法;结果发现厨师正在爆炒活蹦乱跳的绿色虫子(山东名菜,一种海鲜生物),他急忙不辞而别逃走了。据父亲回顾,后来那资本家的儿媳生下个白胖小子。
父亲退休后,与人谈到此事时,有人笑着说:“原来你还会治疗不育不孕病啦!”他回答的大意是:他给药铺打工期间看过部分中医书,懂得点原理,只是徒有虚名。那位开明资本家提出请求,他不好回绝,于是便根据其儿媳的脉象和舌苔等推测其内虚症状,试用对症的中草药,并加大服用剂量。他讲:“其实当时问题在男在女我都不太确定,没想到‘歪打正着’了。”说罢,他和听的人都大笑。
1947年下半年,由于奔波劳累、腿伤复发及气候环境等原因,曾多次乘海船往来于胶东半岛执行任务,致使头晕目眩、呕吐不止,父亲的身体适应不了,终于病倒了。上级让他先别考虑工作之事,安心休养一段时间。于是,他被安排到东北江滨大队休息数月。
1947年底,干部年终鉴定期间,要求统一填写个人履历以及个人鉴定意见等,他如实认真地填写后,同事们才了解到他的革命经历。并结合他的历史、现实表现等情况,由总行提出评定意见,其中有“(梁业忠)对事业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不摆老资格……”等评语;还有行里三十位左右红军干部亲笔联名签字和盖章。
北海银行先受华东局、山东分局双重领导,华中银行及其部分分行北撤合并后,受华东局直接统一领导。该行代为行使中央银行部分职权,具有货币发行权等(见插图9面上图、中图)。
银行已然升格,上级领导继而又对他委以重任。1948年5月,由于领导信任,父亲被任命为北海总行金库主任,作为中共华东局委派进驻,加强金融保卫工作。他的这一职务是要经华东地区最高党政机关才能够决定的。
父亲上任后,享受党的高级干部待遇,安排每日三餐小灶伙食;银行机关只四人有此待遇,即两位正副行长、一位政治部主任和他。平时用餐,他主动将中、晚餐四菜一汤标准每顿减少两道菜。炊事员讲:“定给首长的,减少也是倒掉了。”他说:“别倒,给其他同志食用。” 这种做法尽管影响不了什么,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毕竟体现一种思想境界(那时伙食标准分小灶、中灶、大灶三个等级)。
当时,华东五省的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汇入北海银行,北海银行印钞厂(建国后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刷局)的钞票也大量发往总行及各分行,每天都有大量的进库,作为共产党的储备和流通,用以发展和壮大革命斗争的经济资源。父亲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与官兵一道,日夜共同坚守岗位,未出任何差错。
某日,押送一笔货款时,一名大个子工作人员背着满满一旅行包刚印制的崭新北海银行币走在前面,两名背枪战士跟随护卫,父亲亲自参加保护。当他们行至人多的复杂地段后,一年轻男子混在行人中向我工作人员靠拢,然后娴熟地用刀片将旅行包拉开一条口子,并用手正往外掏钱币时,当即被我父亲发现,他迅疾有力地抓住那人的双手,与战士们一同将其制服。此间,父亲还参加过华东局高级干部会议,倾听陈毅同志作的斗争形势分析报告等。
1948年底,曾山主任找父亲谈话,对他说:“华东局银行一旦改编,到时候迁址,希望你仍在我身边工作。党和国家很需要像你这样忠诚的干部……”他回答:“感谢主任对我一贯的关爱、照顾。我还是那句话,恳请领导安排我到基层工作,我文化低,坐不惯大机关。”
1948年11月18日,经中共中央决定,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迁往石家庄,组建新中国第一个总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或人行),并且以率先迁址的华北银行为基础承担央行筹备处的工作,作为最高行政和业务领导机关,同时负责新中国统一人民币的设计、出版和发行;1948年12月1日,首次发行了全国统一的人民币。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后,4月央行进京。
北海银行的财宝大量运往央行后,因工作需要,北海银行继续营业,1949年1月底开始回收北海银行币,2月初停止发行北海银行币,4月北海银行进驻济南,称北海银行山东总行,至11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北海银行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史料称北海银行是央行建立的三大基石之一,或者称央行的前身。
华中银行仍迁回苏北敌后根据地,同时恢复各项业务,于1949年5月改组为央行华东区行。
 
五、解放前夕及建国初期阶段
 
1949年3月,我父亲放弃曾山同志安排去上海的机会,只身前往安徽,去了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他这个不喜欢坐大机关且自称为文化基础差的工农干部,又要求到第一线,提出前去六安县(革命先烈许继慎家乡)裕民烟厂工作,理由是为了支援大军南下生产更多香烟(见插图9面下图)。自此,他从高级干部行列消失。
1949年1月,六安解放,4月成立皖北六安区专员公署(地市级,简称专署),隶属皖北人民行政公署(省级,代行相当省的权限,小于省的管辖范围,于1949年4月15日成立,简称行署或行署区,建国初期十大省级行署区之一,驻合肥。1952年8月7日,皖北行署与皖南行署合并为新的安徽省)。
上级研究认为:我父亲是党久经考验的同志,原就是高级干部,省府未设立时,本来准备安排他到行署任职,或者进专署领导层的;而他当时已经自愿出任烟厂经理,那就甚至还低于一名科(营)级干部,未免降低得太多了(他所负责的烟厂还要按期地向六安县税务局缴纳税款)。鉴于他本人要求坚决,机构成立不久,上级任命他为六安专署劳动局副局长兼县裕民烟厂经理。
父亲任职期间,他失散多年、当时唯一的二十多岁长女梁清华孤身从家乡前去投靠,女儿要求安排在烟厂,他做思想工作说:“许多干部家属无工作,都想在烟厂就业,指标紧缺,你是我女儿,我怎能安排呢?!党给我优厚的经济补助,我负责供养你就成。”
老红军马德厚,长征时脚趾冻掉成残疾,别的部门都不愿意收他,父亲请他来担任副经理,他深受感动,拄着拐杖忙里跑外,积极性很高。有人谈论说老马是正经理,问到父亲时,他微笑着点头称是。老马当时独身,生活自理有困难,父亲让亲戚给他介绍对象并帮忙操办好婚礼。
后来曾听我母亲讲过,马德厚的老伴叫聂宜英,是我姨夫(早年病故)的亲表妹。
解放前夕,经人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陈仲华(烟厂女工,六安城关镇贫民之女,插图1面下图等),两人见面都基本满意。父亲比母亲大二十一岁,父亲说年龄悬殊,让母亲慎重考虑、不要勉强母亲说年龄不是问题,性格相合就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俩人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母亲的姐姐陈伯华,解放前就是烟厂正式职工,后因照顾女儿卫文淑,提前办理了退职手续。若干年后,在国家落实政策的前提下,有与她情况类似的人员,找相关人出具证明,补办了离退休手续。她问父亲能不能给她写个证明,父亲回答道:“大姐,不能写,我是你妹夫,怎么能为你证明呢?!”
1950年,中央发动第二次整风运动。父亲在裕民烟厂“干部整风检查(簿)”上又一次填写了他的履历(他一直将北海银行鉴定簿带在身边),领导和单位的同事们才知道他的革命经历。
父亲在六安专署开会期间,在专署大食堂排队打饭菜,坐普通桌子上吃饭。原副专员后来提拔为正专员的田世五同志(山西和顺人),始终与他坐在一起。干部们议论纷纷,有人曾讲道:“田专员实在太平易近人了,竟然与一个烟厂小干部同桌吃饭。”他到专署任职后,田专员仍然一如既往地与他坐在一起用餐。直至后来,母亲陈仲华还对我谈过多次,而父亲却从来不提此事。
档案记载:1949年3月,父亲刚主持裕民烟厂工作时,流动资金只几百元(银洋和皖西流通券,插图8面右下图)。仅仅至1950年9月,就已经发展到了向国家(县税务局)上缴利润所得税九百余万元(插图8面右上图)。
1951年3月,专署劳动局对父亲的小组鉴定意见如下:
优点:1、群众观点强,2、掌握政策一向是很够,3、对干部说服精神够,4、对于本厂生产能掌握,不盲目(地)、稳步,5、对同志们的生活是很关心的。
缺点:遇有急事发生不能冷处理,其余同意检讨。
(见插图10面下图)
1955年,我国改供给制为薪金制。下面介绍我父亲是如何给自己定级:
组织上结合父亲战争年代曾经担任高级干部的资历,评级时给他高靠行政13级(属最低一级高干的档次级别),他却主动申请为行政15级(降低二级)。他的残废等级为2等甲级,他主动申请为2等乙级(降低一级)。他的亲密同乡、老红军马凯山,时任安徽省商业厅办公室副主任,最初评级就定为行政13级。此类事很多,他却始终认为,自己考虑国家困难少拿工资的做法是正确的,问心无愧。上述两项,父亲自从定级之日开始,一直到退休,直至到去世都没变。
下面补充介绍部分与父亲有关人员简况:
陈文其,北海银行胶东分行行长。新中国成立前后,历任北海银行山东总行行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央行第一任山东分行行长,山东财委副主任、山东计委副主任、山东财政学院第一任院长;1983年当选第四届政协山东省常务委员,1984年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省长级待遇。
马馥塘,鲁中分行行长。建国后,先后担任山东省济南市委常委、济南市建设局局长,鲁中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
耿荆山,鲁南分行行长。建国后曾担任国家工商总局党组成员、工商管理处处长,青海省工商局局长、青海省物价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
刘涤生,1939年入党,历任胶东分行会计、副行长,淄博分行经理、鲁中南分行副行长、北海银行山东总行胶东区分行行长。建国后,任央行青岛分行行长,央行山东分行副行长、代行长、行长、党委书记等职。
徐雪寒,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华中运输公司总经理。1947年华中银行及部分分行随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合并于北海银行中,徐雪寒另任他职。建国以后,徐雪寒历任华东区铁路总局局长、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军委运输部部长、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等职,享受正部长级待遇等。
父亲1948年5月战争年代任华东局银行,即北海银行金库主任,与上述北海银行分行行长当年享受同等职级。
在六安工作期间,上级又根据父亲一贯表现等情况,任命他为专署打虎司令(1955年供给制改薪金制前后),相当于现在纪检、监察负责人。记有北海银行鉴定的档案簿上面写得一清二楚,算是上级领导对他的充分信任吧,这也是他一生之中当的唯一一个被称为司令的职务。他任此职,职级可挂靠副地市级。然而,他自愿申请享受行政15级的工资级别及待遇,就此而决定了他副处级的政治、经济地位,遥不可及地、永久性地告别了“高干”。
档案记载,此前,父亲还曾任六安专署信托公司经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父亲战争时期染上的伤寒病又复发,因畏冷炎夏季节穿棉袄,并伴胃溃疡等疾病,不得不转至合肥市大医院治疗。当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出院工作,组织上便安排他去合肥干部疗养院进一步康复。为了使他彻底安心养病,安排他担任该院直属党支部书记(后来称党委或党组书记)。
疗养期间,他遇见同乡老红军刘保华,军队转业后任安徽省粮食厅副厅长。他们之间很谈得来,当刘得知他从六安专署来合肥市治病,深表同情。他对父亲讲:“你到我们粮食厅来,这样治病就更方便了。”于是,父亲的党组织关系转去,安排担任粮食厅供给处处长。
 
六、 离退休后的晚年生活情况
 
1960年后,父亲年满退休。在家乡亲人和老战友们劝说下,1961年,一家三口回到原籍红安县七里坪区休养。当时他的退休费按百分之八十五发放(包括退休按70%,特殊贡献按15%)。1964年初,他的工资改按百分之百发放(安徽省人民委员会XX字2491号通知),自1964年元月份起执行。但直至1981年1月,才由黄冈地委组织部批准落实他的退休改离休待遇,见黄组[1981]19号”文件。
我父亲一生把党的事业当作头等大事,休息以后仍然积极参与党务活动,曾担任七里坪老干党支部书记整十年(自1964年成立至1974年),后因搬家到县城才卸任。
那时候,父亲经常邀请去区里开会、办事并来家看望的干部、群众在家中食宿,他讲:“我们房子宽、人口不多,你们在这里吃饱住好。”
父亲尽管休息了,仍关注在职干部职工思想动向。六十年代初,我家隔壁修建七里坪大礼堂时,区里安排粮食部门的卢同志负责基建。卢工作很认真细致,礼堂内舞台两侧的上台阶梯建造完工后,他检查验收时,用脚猛力一蹬,台子顷刻崩塌,砖块散落一地,他当即严厉地训斥了施工人员。返工以后,请区长汪培源(后任红安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县公安局局长、县政府专职副县长、黄冈地区烟草局局长等职)验收时,汪也像卢的方法一样,上前蹬了一脚,台子照旧瞬间垮塌。汪区长也对卢进行严肃批评,并令其安排人员再次返工,直至符合质量要求为止。
卢受到批评后,有思想情绪,曾去家里向父亲诉说原由,当时卢委屈得直掉眼泪。父亲做工作道:“这件事情说明区长办事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希望别辜负了区长对你的信任和一片苦心。”在他的耐心劝说下,卢破涕为笑,高高兴兴地安排人员返工去了。上述两次脚蹬台阶,我均在场玩耍,亲眼所见。卢离开我们家后,嘴里面还哼着小曲,我一直跟在他身后。
大礼(会)堂建成后,因要安放三十多排、千余张木椅子,工人们赶制期间,礼堂空置了约一年时间。其间,住在附近的红坪队村民与区里的人打好了商量,暂借舞台木地板干燥处堆放大量稻草,里面还有少量带稻谷的草头。大约夏秋季节,一天下半夜,突然外面有人大喊:“失火了!大礼堂失火了!稻草全烧着了!……”父亲二话没说,急忙披衣起身冲了出去,幼小的我也跑出门看热闹。当时月亮高照,已有几名成年男子从家里提着水桶往失火处泼水,还有十多个看热闹的老少人们。有老人站在那儿干着急地哭喊道:“怎么办啦!新做的礼堂啦!我的草头啦!”父亲见那样提水是杯水车薪,救不了急,他立即冲到台上,抱起一捆着火的稻草就往外跑,他一捆一捆地快速往外搬运着起火的稻草,然后甩到礼堂外面空地上,人们开始往外面的稻草上泼水,很快将大火扑灭。当时有位老头握着他的手说:“今天我们算遇到好人了!”一位老太在一旁伸出大拇指对着他说:“菩萨啦!”他连忙摇着头说:“没什么,没什么,礼堂保住了就好!”他默默无闻地做了救火之事,保住了礼堂。他的脸上、肩上、手上都有轻度烧伤,衣服也烧破了,都没让区里领导知道。他坚决不让家人对外讲,他对我道:“小红,不要跟别人讲,这样才是好孩子!”我当时并没有理解其中道理,甚至以为是父亲害羞。我说:“老爸穿破衣服,害羞。”父亲笑着说:“行啦,别讲了。仲华,把我的衣服洗洗收好,等大姐来了再补补。”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菩萨这个字眼,便问“菩萨是个什么东西?”母亲解释道:“菩萨就是指做好事的人。”
父亲始终认为服装只要穿戴合身、干净整洁、不破就行。我姨母针线活做得不错,父亲的衬衣、袜子都是请我姨母补过多次的。他不抽烟,不喝酒,也常劝别人少抽烟、少喝酒,但他从来不强制别人。
汪培源同志对他很敬重,空闲时曾到我们家与他交谈过工作和思想。一天下午,汪到我家院子以后,父亲伸出双手热情和他握手时,我以为是自己远在安徽省六安专署的嫡亲舅舅来了,诚惶诚恐地站在那儿直发呆。父亲立即看出门道来了,便说:“小红,他不是你舅舅,是你汪叔叔,快过来迎接。”但我仍站在那儿没敢动。
我除了姨母外,还有一个舅舅叫陈叔华,是考取新中国第一批的大学生,后任六安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我从来没有见过舅舅的面,只从寄的照片中见过。当时见父亲与一个高大魁梧的人握手,我觉得酷似照片中舅舅的形象,那时我是个见了生人连话都不敢讲的孩子,所以才出现上述一幕。稍微懂事后得知,舅舅是个非常忠厚的人,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再后来得知舅舅身体不好,1972年3月病重,仍带病坚持上课数月,不幸倒在了讲台上,6月才进医院治疗,8月因肝坏死病逝于六安医院,时年还不到五十岁。母亲当时为了照顾病重的父亲,竟未能前往家乡给自己唯一的胞弟送葬。
汪培源、文柏山、徐绳泽、李述伟等历届区里的主要领导和后来彭定国、王旺松以及其他方面的方明、肖开国等领导不仅工作认真,为人正直,而且生活作风扎实过硬,虽然多次来我家看望父亲或交谈工作,却从来未在我家吃过一餐饭。而许多干部群众在我家里吃喝过。只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的儿媳小徐下放七里坪时,到家来看望父亲,父亲请她在家里吃过一次饭。就是那次午餐,父亲邀请文柏山同志来家里作陪的。饭后,文要付钱和粮票,他说:“不收,若处分你,我承担责任。”后来文还是背着父亲将钱票交给了我们家保姆。
七十年代初,文柏山作为中国农业代表团大组副组长参加出访扎伊尔共和国,抵达之后他就同时寄回三封信,一封给红安县委,一封给七里坪区委,另一封给我父亲。写给他妻子罗新华以及家人的信是后来才寄回的。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红军(副)团长方和明(后被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未加入七里坪老干党支部,每月都按时到家拜访父亲两次(月初和月中),畅谈革命斗争史。方和明到来后的一句口头禅是:“老货,我又来向你取经来啦。”
涂锡道将军离休以后,不加入地方老干部党组织生活。当得知父亲家人客频繁,便委托七里区安排给他做后勤事务的小李每月到我家里两次,关心了解地方老同志的学习、生活情况,并赠送些肉食、蔬菜等物资。父亲要按市场价格付款,小李道:“首长说了,收钱就批评我。”父亲就将安徽亲友寄的茶叶等土特产回赠给涂部长。
军队离休的邹新华司令员曾在七里坪休养一段时间,尽管不参加地方老干部党组织活动,但每月都去我们家几次,与父亲畅谈革命斗争史,并赞赏、肯定他们的活动。
七十年代初,父亲的远房堂弟梁业坤,时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回乡探亲时去看望他,谈到早在一九三0年前后,我父亲被国民党及土匪等反动派追杀时,曾在金沙张家畈季家冲湾的业坤家里避过难。业坤的母亲让父亲躲在夹墙中,反动派威逼,她不屈服,守口如瓶,保住了父亲的生命。自从那次重逢后,业坤又多次去看望革命老哥业忠,并劝父亲搬到条件较好的县城居住。业坤说 :“老哥知道吧,你家是从我那儿搬出去的 ,过几年等我休息后,我们还要长期走动的,你到县里住,我们隔的近,来往方便嘛!”父亲微笑着连连点头道:“是啊、是啊!我身体不好,到时就让儿子小红代为看望我那救命恩人老婶娘去!”
戴克明将军的夫人何枫,时任武汉歌舞剧院副院长,女高音歌唱家,带团队到七里坪下乡慰问演出,来我们家给父亲安排了专场演出,孔建华等艺术家们均登场献艺。
黄安县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戴克敏的胞妹戴觉敏,建国后也去七里坪专程看望父亲,了解相关历史。
1972年春,新中国第一任红安县委书记黄宏儒,离休前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从省城回家乡探亲,由七里坪区文柏山书记陪同专程到家看望时,黄风趣地对父亲讲道:“我曾两度请你进县级主要领导班子与我共事,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另一次是红安解放前后,你回乡寻找女儿时,而你都没买我的账啰。”话毕,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黄与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有着相同及类似的经历和遭遇:一是都参加过黄麻起义,二是都有多名亲人惨遭杀害,三是都受肃反迫害坐过牢,四是都曾经在一个地方共同抗日。他们间的革命情谊是牢不可破的。
新中国第一任红安县县长马友才,离休前任黄冈地区副专员、顾问,多次去七里坪看望父亲,我们家搬县城后,他又多次看望。上世纪七十年代,红安县专门为他修建了住房,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来住。七十年代末,县里安排父亲居住,他婉言谢绝了。时任红安县县长的耿协楠和县委副书记文柏山(后任县委书记、黄冈地委组织部部长等职)等领导都多次做他的工作,让他尽快搬家。耿说:“马专员不来住了,那房子又宽又大,带院子占地五百多平方米,加上院子外两间屋基算进来,总共六百一十二个平方米。很多老同志都争着要去住,我们给谁呢?!给张三吧,李四不满。只有您资格最老,您去住,没人会争论。”文也讲:“搬吧!您这房子都成危房啦,假如出了事情,我们怎么负得了责呢?!”父亲说:“给马专员安排的房屋,我怎能占用别人的呢?坚决不去!”后来,马友才去红安,又去看望父亲时,马说:“我对红安有感情,想住红安,我有个孩子名字就叫红安,但我的子女不来,我没办法。你若去住,我心里该多高兴!我那房子难道你瞧不起吗?!”父亲答:“好!好!我考虑!”直至1981年春,我们家才搬到北门岗东村53号那座房屋(安徽省粮食厅于1982年通过建行向红安县拨款一万四千元整,作为父亲的建房安家费,由当地老干部管理部门负责落实)。那是我父亲最后一次居住的地方。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点点,尽管我父亲的身份地位比较低下,微不足道,但组织和人民还是尊重、尊敬他的,并且是关怀、爱护他的。
回首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被称为“十年动乱”)初期,七里区与其他地方一样,派性闹得很凶。当时有所谓钢派、新派等组织因派别分歧引发矛盾,有时还发生武斗。一天上午,较弱势的新派一名成员被追赶而跑到我家,父亲当即让他躲到卧室。不一会钢派五个人冲到家中,问父亲见到某某人没有,父亲说他一个退休老人家里怎会有人来往?他支走几个气势汹汹者,保护了那名被追之人。时隔不久,父亲因病住院期间,由城市下放至七里坪医院的倪正中医师(被列为所谓反动医术权威,并被“上纲上线”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跑进父亲的病房里求救,父亲又让他躲到病床底下。不一会冲进去六个人,问进来人否,父亲说自己生病住院哪会有人来?又支走他们,使倪医师免遭毒手。
当时,几个派性组织都曾动员父亲加入他们的行列。他说:“现在是和平年代,应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何况毛泽东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既闹派性又搞武斗,是不对的。”有人说他不参加任何组织,就属于保皇(守)派,也是错误的。他回答:“我是党员,就应该站在共产党这一派。”当时钢派所属的“红尖刀”组织成员均是十六七岁的高中学生,父亲比他们年长五十岁,可算他们的爷爷辈了,而这些学生们成天在家进进出出,老梁前老梁后地称呼他,他总是满面笑容地请他们坐下喝茶,有时还留他们吃饭。
“文革”之中,父亲不仅自始至终概不参与派性纷争,并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说服人们不要闹派性、搞武斗,坚持正常生产工作秩序。他还利用主持七里离退休老干部党组织生活会的机会,动员老干部们共同为此作出努力。支部里好几名参加派性组织的退休老干,在父亲的劝说下,都从派性组织中退了出来。
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后期,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各地对挑头闹派性的组织和人员分别进行查处。一天上午,七里坪老干党支部召开会议,对两名曾经参加过派性组织的老干进行批评讨论。一位受过派性组织迫害的老红军对那两人动手就打,父亲坚决地劝阻道:“快别动手,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少数坏人挑起武斗,才越搞越乱,现在都快要结束了,我们老干部怎么还能动手打人呢?!”他还让身体差的那位郑某某坐下来,他讲:“老郑同志有病坐下来,老韩同志也坐下来,我们只严肃认真地讨论他们的错误问题,不要体罚他们。”在他的坚决主张下,将这次正要引发的“手批会”定在了“口批会”。批评讨论时,有人曾带口号骂人,他也给予了劝阻。他说:“不要搞军阀作风那一套,一定要以理服人!”散会后,住我家隔壁那位要动手的老红军在我家院子里,误解地笑着对另一位老干部讲:“要不是老梁怕(事),我早将他俩打趴下!”另一位老干部说:“是吧,我还准备接着动手呢。”我放假在家做作业,全都听见。
第二天上午,对另一名问题更严重的老干部进行批评讨论时,同样在文明理性的气氛下进行。
又过了几天,七里坪老干党支部讨论犯错误老干部的问题,曾经让我执笔起草“给董老的一封汇报信”。我当时刚刚上初中,又因“文革”停课耽误了学业,水平很有限,那封信写完大约才两百字。
六十年代中期,我还不到十岁时,常与隔壁一位老红军的几个子女在一起捉迷藏玩耍。一天下午,我和那几个都比我大的孩子在自家菜园里玩耍,红坪大队(现在叫村委会)一排房子的后墙就围在我家菜园内,有人发现大队房屋墙边的地面上尽是花生壳子和破碎的花生米,最大的孩子判断是被老鼠吃过的,于是顺墙往上看,发现个小窗子,窗口是敞开的,没有玻璃,只有三根木柱子隔挡。因窗有一人多高,小孩够不着,于是,大小孩让弟弟骑在他的肩上往里看,说看见堆了一满屋子带壳花生;大小孩说:“哦,原来是仓库哇,我们干脆顺手抓几把花生吃着好玩。”我说:“不行,我爸爸很严的,坚决不让偷东西。”那几个孩子说不要紧,不让我动手,只要我不告发即可,我答应了。三天后,六安来探亲住在我家的大表哥陈德六去菜园摘菜时,见有人从窗口往外抓花生,表哥比我大十岁,比那几个孩子都年长,当制止他们时,大小孩说抓点花生算不了什么,还劝表哥吃点。表哥说:“我才不吃偷的东西!”说罢转身就走,并当即将事情告知他二姑伯梁业忠。父亲将我叫到身边严肃批评以后,又找来隔壁老红军,让几个孩子当面讲清经过。老红军回家以后,将他的几个孩子绑在树上准备用鞭子抽打,父亲马上劝阻道:“千万别用武力教育孩子,那样会使他们心里想不通,适得其反。我家小红自出世以来,我连指头都没碰过他,也没辱骂过他一句,但他犯错时,我口头批评是严肃认真的。”于是老红军给两个儿子松了绑。经商定,第二天上午,四个孩子在大人的督促下,捧着两大铁盘花生和一张毛笔书写的检讨书交给红坪队,还作了口头检讨和保证。此事当时在当地引起了反响。有人议论道:“这么小年纪就偷生产队东西,不是件好事。”又有人讲:“到底是老红军教子有方,坏事变成了好事。”
1974年春,因原住地低洼、水灾泛滥,在县领导多次关怀劝说下,父亲带母亲和我举家搬迁县城。
1975年9月,我的老师来梅荣在家午餐时,父亲当时好好地能自己正常就餐吃饭,突然他的右手就不能动了,筷子也掉在地上。后确诊为脑血栓,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恢复不错。
1976年母亲年满退休,自此后就全职细心照料父亲,十几年如一日,穿衣喂饭,无微不至,从未懈怠,受到亲人和社会好评,事迹曾登报发表。由于父亲体质恢复较好,1984年4月我儿子出世后,他竟然能一手推动摇车、一手翻阅书报。
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至八十年代,父亲曾给许多大专院校师生讲述革命斗争史,进行传统教育,其中包括解放军海军工程学院、空军雷达学院等军事院校。
1987年上半年,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体力、精力不支,但他仍坚持讲授。县委老干部局的负责人向大学师生解释,安排每次讲话不超过两个小时,而他努力坚持着,一讲就是三个小时以上。母亲及我和家人见状很担心着急,但都没说出口。
因院校活动时间紧密,有时安排全天候讲授,他上午讲了,下午又讲。有人说:“身体吃不消下午就算啦。”他回答:“没问题,给他们讲讲,我心里高兴。”讲述时或中途十分钟休息时,还不时有学生提问,他都一一认真解答。有师生背后谈论时称赞道:“老人讲话思路敏捷,中心突出,重点明确,这样高龄,真不简单啦!只是我们听上瘾了,完全没考虑老首长的身体状况,实在太抱歉啦。”有的院校师生们喜欢听我父亲生动的讲述,当他们有机会再去时,又请他讲授。
直至病逝前三个多月的1987年7月,他仍然坚持参与上述活动。后因体弱感受风寒高烧,进院五十天水米未进,全靠输液维持生命,五十天后才开口喝点汤。两个多月后,病情刚有恢复,就坚决要求出院回家,他说:“有不少年轻大学生等着我讲过去的革命史啊!”7月底,日本十名侵华老兵谢罪团成员首次来红安。8月初父亲高烧住院,10月9号出院。
后来有的院校找县里安排老干部讲传统课时,老干局工作人员称父亲病重,安排其他人讲了。父亲见十天半月没来大学生,有些急了,他问怎么还不来呢,是因他没讲好吗?老干局的邓运凤、戴志新、丁德典等局领导都慌称没来,说来后定会安排的。
他还特别坚持自学,去世前几天曾通读《邓小平全集》,去世头一天看完两份《中国法制报》,去世那天清晨,报纸还在他枕头边。《湖北日报》1984年7月20日第四版刊登的卢祖才、邓运凤报道的文章《老干部孜孜不倦学文件》一文中记载的:八十五岁的老红军梁业忠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参加集体学习,他经常请求支部派人三、五天去他家一次,听取他的学习汇报。一些了解梁业忠的群众问他:“梁老啊,你为么事要这样认真学呢?”他回答说:“活到老,学到老,一个党员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也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啊!”……(摘自插图18面上图)正是父亲一生一世忠诚党、努力学习的真实写照。
1987年10月29日上午,医院保健科主任李汉乔到家检查,说情况不错。但那一天父亲都感觉没食欲,只吃了少量食物。晚十时许,我从外面回家,母亲说:“你爸今天吃的很少,好像不舒服。”我给父亲量体温37.6度,发现为中度发热,然后给父亲服了两片常用药,并喂了两小瓶蜂乳,父亲让我回房休息。那一晚上,为怕给家人添负担,父亲都没叫喊一声。
那晚天气十分恶劣,不停地干闪电、干打雷,没下雨。次日清晨六时半左右,保姆小方到他房间清洗茶碗,他讲了最后两句话:“昨夜整晚闪电打雷,等一会可能还要打大雷。” 近七时,母亲准备帮父亲穿衣起床,喊他没动静,于是喊我过去,一量,父亲已没脉搏,我才知道父亲永远地离开了(离出院时间仅二十一天)。
父亲的遗体在家里停放了一天,家人及亲友们给他穿好了寿衣和他已故女儿梁清华二十多年前亲手为他制做的寿鞋。次日上午,四名工人用木板抬着他的遗体,在毛毛细雨下直奔烈士陵园(现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简称黄麻纪念园),我一路上小跑着跟在后面。父亲的遗体被安放在陵园正前厅的悼念堂内(现已拆除),全国政协、湖北省政协献给已故方和明的钢架花圈仍然陈放在里面。两位革命老人终于“灵魂相聚”了。
按照父亲生前(口头)遗嘱,去世后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后骨灰撒掉。我当时已向红安县委、县政府领导转告,但没被釆纳。
第三天上午照常召开追悼会和告别仪式。
追悼会是由副县长兼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金振华主持,县长蔡伦祥(我高中时班主任)宣读追悼词及生平简介。父亲的堂弟梁业坤(离休住武汉马房山军休所)专程前来,他是参加追悼会人员中职务最高者。
安徽省粮食厅(现称粮食局)政治处和办公室各一名负责人专程前来(他们与红安县有关领导交谈时,称已故父亲梁业忠为老梁,称刘保华副厅长为刘老)。
会后,我父亲的遗体送县殡仪馆火化,并由灵车送回陵园正后厅骨灰堂安放(现已向东迁移)。
七里坪檀术余家畈大队和城关金沙张家畈大队我父亲两处原籍家乡的亲友和干部,参加了丧葬活动全过程。
母亲的姨侄女卫文淑(退休医生)和姨侄女婿王耀远(抗美援朝残废军人,原安徽省嘉山县潘村湖农场纪检组组长,副县级离休干部)因路途遥远和交通不便,第三天下午才赶到。表姐文淑当时曾对我说:“我老姨夫去世了我才敢讲,过去他不争名、不为利,在烟厂只当个副经理。”我答道:“我爸是正经理!”表姐又说:“你拜(别)逗我,都讲马德厚是正的!你讲你爸是正的,为什么当年为我妈写个证明都没有权?不然弄个离退休什么的,每月能领到点工资。怎样讲,这也算一件遗憾的事情。”我听了表姐讲的话,当时也愕然了。
回想1987年7月底一天,日本侵华老兵十人来红安,我被单位抽去执行安保任务。临行前向父亲谈到此事,我对父亲说:“日本人过去侵略中国,还让我保卫,我决不会对他们好脸色的!”父亲马上说:“千万莫那样想,日本政府早就投降了,那些战争策划者和战犯是有罪的,但那些下层士兵都是被逼迫的,你一定要搞好安保工作。”我问:“日本人过去要杀害你,你还为他们讲话?!”父亲说道:“侵略者的罪行已受到了国际审判,四十多年后他们来谢罪,说明认识到了他们的侵略罪行,你作为中国人要大度,要高姿态,不能耍态度。”于是我到花园宾馆后,按父亲的嘱托,不仅认真地搞好安保工作,还细心照料他们的生活琐事,使老兵们深受感动;一位老兵赠送一部袖珍计算器给我,我先表示谢绝,在场的工作人员讲属小礼物,劝我收下。我回家对父亲讲时,父亲严肃地说道:“绝不能贪图经济利益,一定要交公!”我立即遵照父亲的吩咐,将物品交给了单位领导。
上面对我父亲的主要革命和生活经历做了基本介绍。下面再简要补充一些情况,作为尾声部分。
父亲的救命恩人林金诚,解放初曾任麻城县某乡乡长,为了养家糊口,他放弃乡长职务回家务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打听到父亲的下落后,前去探亲。
林金诚当时年近七旬,比我年长近四十岁,身材高大魁梧,那时还能挑一百来斤担子。初来时我称呼他叔叔,他赶紧道:“快别这样喊,你伯叫林光,我叫林金诚,抗日时就与你伯结拜了父子关系,我喊你伯为爸爸,你怎能喊我叔呢,你应称我老大哥。”父亲道:“金诚是我的救命恩人,又是我的义子,尽管年纪比你大不少,你仍应称他老大哥,要好好地尊敬他。”但我还是没喊出口。
当时正值落实“中原突围遗留问题”期间,林向父亲提出是否能证明他参加过抗日武装,他据实为其出具了书面证明。林依据他出的证明,落实政策,每月拿到几十元定期补助;父亲对此也感到安慰。几年后,林在家乡病逝。
时隔不久,父亲在抗日隐蔽斗争时期结识的一位开明人士、结拜弟兄(排行老五)吴琢成也去看望过。《风云变幻廿二年》就是该人带去的,父亲原来不知有此书。
父亲1938年结识吴,动员其做抗日工作,1940年让吴打入敌人内部,任中馆驿辖区伪保长;1941年他带区队与新四军张玉阶支队长等进驻高迎乡岗背湾,衣食住行均由吴安排;1942年曾委派其为新四军制做军服一百余套,并为我队伍征派粮食、搜集情报,筹集子弹、手榴弹等军火,做了不少抗日工作。1943年8月间一天中午,吴从敌方得到围剿共产党的消息,先后向张支队长和父亲报告,使他们顺利撤出敌人的包围圈,得以脱险。
吴去后,与父亲畅谈四十多年前抗日斗争历史,深情缅怀江意麻子(父亲的结拜弟兄)等被日寇杀害的抗日志士。下面摘录书中一段原文:
……枪杀共产党人员 民国三十一年(1942)秋季,原住在四角门(现属铁门区)北首举水河南岸陂塘庵的青年和尚云厚,参加了麻罗支队,担任支队的侦察工作。当时与云厚一道工作的还有彭幼青(宋埠附近人)。他们主要负责侦察中馆驿、宋埠的日军动态。一次,云厚到中馆驿侦察后,返回举水河南岸迎集岗背湾北首的白庙寄宿。白庙地处僻静,周围绿竹丛生,是当时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来往之地。恰在这天晚上,驻宋埠的日军数十人乘夜出发,到达中馆驿后,由这里的便衣队人员带路,向迎河集方向前进,行至白庙前,突然就地休息。云厚得知情况以后,机警地从侧门撤出。当他穿过竹林,涉过水沟时,忽然被日军发现。日军开枪射击,连打三枪,云厚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日军随即包抄白庙,没查获他物,遂将同云厚一道来白庙投宿的年轻和尚云青捉住,先带到宋埠,后又转至中馆驿。驻中馆驿日军将云青和尚杀害于饶家墙面前桥头。
民国三十二年(1943)秋,中共麻五区区委派原在王集乡政府工作过的姜意麻子(诨名)担任王集乡的乡长。任职不久,因夹洲汪某告密,姜在甘家河蔡二娘家里被中馆驿日军豢养的便衣队逮捕杀害。
民国二十五年(1936),曾经在苏区某地当过乡长的陶某(名不详),因患重病,未跟随红军北上,寄住在刘门洼(现中馆驿乡陈大村)。日军侵占中馆驿后,他仍留居该村,进行秘密活动。民国三十一年(1942),中馆驿区第六联保主任兼日军便衣队队长陈文茂(陈大村人),勾结日军,在龙门冲逮捕陶乡长,杀害于中馆驿叶家集。
七年沦陷史,字字血和仇。(61—62面)(见插图13面右下图4、14面左上图5)
吴琢成还谈到,我父亲公开抗日后,有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议论说:“怎么一个普通和尚一出庙就说是共产党的区长?”有人讲:“可别小看了人家,听说他还是共产党的老红军呢。”
吴琢成离家后,父亲补写了其为抗日做过贡献的证明。不久,得到吴病逝消息,证明尚留在我们家中(见插图15面下图)。
父亲回原籍后,担任过他通信员的刘开和(七里坪区大斛乡莲花背湾人,曾经参加过革命队伍,后回乡务农)常到家看望父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同事聂孝松曾对我讲:“我湾的开和说他参加过革命,还当过你爸爸的警卫员。这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尽管个子瘦小,却到现在还能爬树掏鸟蛋,湾里人都佩服他。有人问他怎么身手那样灵活,他自豪地回答:‘不灵活怎么当得了警卫员’。”
1966年4月,因疾病父亲被送往武汉市同济医院抢救;当时普通病房条件特差,人满为患,他的病情又需安静,陪送的县民政局负责人翁端宽建议让他住高干病房,院方负责人据他的职级予以拒绝,称必须13级以上才能入住。翁等人说他是主动降级的,院方不相信。结果由县委书记亲自打长途电话给对方,才获得特许。
我父亲住的是两人间病房,内有卫生间。另一位病人是名普通农民,他在家乡“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很积极。一次挖山炸石中,他的两个儿子被当场炸死牺牲,他也被炸成重伤,因此将他作为英雄,让他住进高干病房。当时焦裕禄的女儿正巡回演讲到湖北武汉,曾到父亲所住医院的高干病房探望,由于父亲和那位农民都不属于正宗高干,就没被安排探望。
1961年夏,父亲返乡途经武汉,一家三口被同乡老战友汪立波(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农业厅行政处处长,湖北省农垦厅所属金水农场第一任场长、书记,农业厅副厅长等职)接到家中食宿三天。
1966年春,父亲在武汉市住院时,汪立波又拄着拐杖(腿部负过伤)看望。
老战友郑植惠(又系远房表亲)派他的儿子郑群中和嫡亲外甥来锐民到同济医院将我接到家中食宿二十余天,给予了无微不至地照顾。
1976年春季,父亲安排我去武汉市探望他俩和另一位老战友程彪(曾多次看望父亲,时任武汉市粮食局局长、党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大冶县委书记)。郑群中带我到汪立波家后,汪风趣地笑着讲:“你伯头上有九个点子,属受过戒的正宗和尚;他现在不敢像我一样剃光头,怕人看见不好意思。千万莫讲我说的,我怕他骂我。”其实父亲从来没骂过人,住庙是隐蔽斗争需要,属于光明正大之事,他从不回避。
八十年代初,我小学时的班主任来梅荣(组织上曾安排父亲作为她与军转干部吴永应的婚姻见证人)讲:“汪立波原来当过副厅长,人们喊他汪厅长,落实副省长级待遇以后,有人喊他汪省长,他高兴得不得了。”又问:“伯伯(指我父亲)搞到副县级没有?”我回答道:“怎么没有呢,他当过粮食厅处长,应该是正县。”来说:“真的吗,那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级别不高。”
刚回原籍时,有人称呼父亲为老厅长,他严肃地回答:“你喊错了,我从没当过厅长副厅长,现在是个退休老人,你就喊我老梁吧。”原七里区委书记文柏山和区长汪培源都称呼他梁主任,他也欣然接受。共和国开国将军程启文的长子、时任七里派出所所长的程平东称呼他伯伯,他高兴得不得了。有人误以为我父亲冒充什么官职(未亲耳所听,只是他的猜测),而他一辈子没干那种事。
由于父亲的职级等因,后来在日常生活中引起一些不顺和麻烦,对于他本人而言,他全都当作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足挂齿。
谈到称呼或称谓问题,除在北海银行工作外,到安徽后,也有不少红军老战友或老同乡尊称他为梁老的。回原籍后,安徽水产局老红军吴功等人给他写的每封信开头都称呼他为“梁老”。原北海银行同事、河南籍老红军杨树林(许世友的救命恩人,许安排人在河南省潢川县给其兴建了四合院)去七里坪看望他,也尊称他为梁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刘保华(被登入红安籍将领名录等史料)回家乡探亲,他的儿子陪同他到我家看望父亲。两人的儿子攀谈时,得知来者叫刘军,兄弟姊妹五人,他老五。刘军当时谈到,由于他父亲资格老、职务较高,他们安排工作都很顺利,也较理想。刘军还对我道:“这个社会靠职务和关系,你们幸好搬到红安县来了,要不然在合肥市,尽管你是独子,也不好安排工作的!”我心想:他那么多子女都能安排工作,我一个独生子女竟然还安排不了,哪有那样邪性?但是我没有流露出来。
再回首,父亲回原籍不久,有亲属得知他在银行干过,到我们家里翻箱倒柜、四处找寻金银财宝,只发现一枚玛瑙私章(见插图7面下图印章),一个真皮公文包,还有一把铜质手电筒。亲属问他怎么不拿些值钱东西,他说公家东西一件都不能拿。问他见过宝物没有,他回答:“怎么没见过呢,天天和现金、金银珠宝打交道,进、出库或晚上查岗、查库都要过问,一点不能马虎;到了晚上,库房里祖母绿等珠宝还闪闪发光呢。”若问几样物品来源,私章是银行工作时公家给他配制,进出库等场合需要,相当于公章作用;公文包是到六安后专署发给他的;再说那把铜手电引出个小故事:那是在北海银行时,公家发给他一双皮鞋,警卫员拿在手舍不得放下,他见警卫员穿着旧布鞋,对他的新皮鞋流露出羡慕之意,他便说:“我穿皮鞋打脚,你年轻拿去穿吧。”警卫员收下皮鞋后不好意思,就将自己心爱的铜手电回赠给他,他不收。警卫员说:“首长不接受我的东西,那我也不要首长的皮鞋。”父亲收下以后,就又将行里给他补身子的两根虎骨也给了警卫员。
后来,父亲将上述三样物品视为珍宝,一直带在身边。公文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县烈士陵园某馆征用。
上述记有北海银行情况的个人鉴定簿,我小的时候在七里坪,经常从父亲公文包中拿出来翻看,搬到县城后也看过;回忆材料初稿就是凭此印象而写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某单位一名办事员,劝我父亲将上述公文包里面那份记有北海银行鉴定意见的档案资料原始手稿交给他,说定会转交组织保管的。而后来我查阅父亲档案,不知什么原因,再也没有找到上述资料。查档后,只得根据其他资料加以印证,并在时间、任职及人物姓名等诸多环节上,经周少怀等历史研究人员指导,在原基础上对回忆材料做了大量修改、更正。
那么,就引用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病起书怀》中两句:“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来结束文章吧。
附1:
父亲梁业忠简历
(1900.31987.10
(简历中任职均见插图7面右上图、12面上图等)
 
1、1925年秋,任中共黄安县地下党联络员(本人未记入工龄);
2、1926年秋,中共预备党员,正式参加革命;
3、1927年10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4、1927年11月,任黄麻起义小队长;
5、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任中共黄安县防务委员会委员;
6、1928年1月至1928年7月,任黄安地方红军游击队事务长;
7、1928年7月至1929年,任黄安紫云区农民协会土地委员;
8、1929年至同年10月,任黄安地方红军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模范营长;
9、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任黄安地方红军红色补充团长;
10、1930年3月至1931年,当选黄安紫云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第一任主席;
11、1930年9月至1931年,当选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
12、1931年至同年12月,任黄安地方红军警卫团长;
13、1931年12月至1933年,任红安地方红军独立师经理处主任;
14、1933年至同年12月,任红安县苏维埃政府拥军会主席;
15、1933年12月至1935年,任中共(鄂东北)道委后方留守处副主任;1935年至1940年8月,肃反坐牢一月,释放后,因在牢里受折磨病重, 进入麻城兰田寺(庙)从事隐蔽斗争;
16、1940年8月至1941年,任中共麻五区政治委员;
17、1941年至1942年,任中共安麻五区区长、政委;
18、1942年至1943年,任安麻五区区委书记、区长、政委;
19、1943年,兼任麻四区区委书记、区长;
20、1943年10月,兼任麻(城)罗(田)县工委地方支队政委;1943年11月至1945年1月,负重伤疗伤,其间,仍坚持指挥抗日工作,后伤势感染,进新五师医院治疗;
    21、1945年1月至1946年春,任新五师华丰公司总经理(企业主管);1946年春夏“中原突围”期间,负责护送中原局、中原军区干部家属、子女转移至山东华东局所在地,并要求去最基层工作;
    22、1946年夏秋至1947年春,任北海银行汇通公司会计主任;
    23、1947年春至同年8月,任北海银行龙记公司副总经理;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气候环境、腿伤复发、工作劳累,病休;
24、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北海银行金库主任(享受高级干部待遇);
25、1949年3月至1952年,任皖六安县裕民烟厂经理(自愿要求去最基层,隶属省级皖北行署、地级六安专署);
26、1949年4月至1953年前后,任皖六安专署劳动局副局长兼县烟厂经理(1952年由行署过渡至省);
27、1954年前后,任安徽省六安专署信托公司经理;
28、1955年前后,任安徽省六安专署打虎司令(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1955年实行薪金制时,主动降低行政级别、残废等级(行政13级降为行政15级,2等甲级残废降为2等乙级);
29、1956年前后,任安徽合肥干部疗养院直属党支部书记;
30、1957年前后至1960年,任安徽省粮食厅供给处长;1960年后退休,1961年夏,回原籍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区休养;1964年至1974年,担任七里坪休干党支部书记,后搬家至县城;1987年10月30日,病逝于红安县城。
附2:父亲梁业忠文
 
第一次检阅
 
走了一夜,天亮赶到了城北三里岗。大家正系鞋紧腰准备攻城,忽然传来了消息说,黄安城已经拿下了,叫我们进城休息,明天参加检阅。
这个大胜利,叫人心里多痛快呀!所有的人都举起武器欢呼起来。黄安城里里外外十来里的地方,如同锅滚一般,欢闹声连成一片。
大家喊着向城里涌进去。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城里好多人都在欢迎我们,我们还是排队走!”这话比下命令还有劲,人们都自动的整队。为了把队伍搞的整齐些,我们把同样的武器排在一起。虽然都是些常见的土武器,还有锄头钉耙,但是排成队走,却也显得很威风。路两旁上千上万的人笑声不止,啧啧夸奖:“真象个队伍样!”我们这些农民谁受过这样的欢迎,这样的称赞呢!大家互相看看,抿着嘴笑笑,走的更带劲更规矩了。
我们驻的地点是黄安城有名的大考棚,那高楼大房的柱子,一搂都搂不过来;那屋梁上、墙壁上雕的和画的人啦,花啦,鸟啦,真使人看不厌数不够。看的多想的也多。想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形,想到进城时群众对我们的欢迎,又想到天明就要检阅,心里兴奋极了。这一堆那一片,谈个不休,一直谈到天亮。
检阅地点就在黄安城南门外教场岗。据说,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洪秀全曾在这个教场点过兵。今天,教场里人山人海:中间是扛着各样土武器的队伍,周围是拿着各色旗子的群众。人到齐后,由一位参谋和一位教练教我们立正、稍息、行礼,等等。正在练习动作,忽听有人说:“司令官来了!司令官来了!”我们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一齐跷起脚,你扒着我的肩,我扒着你的肩,争着向北看。北面来了两匹大马(都是缴敌人的),马上骑着一高一矮两个人。参谋喊了一声,大家也没有听清楚是啥口令,就慌的稀里哗啦地把武器举在胸前,立正站着,眼睛还是一股劲的瞅住那两个骑马的。等参谋打手势叫我们注意了,我们才发现武器举的高的高、矮的矮、左的左、右的右。
检阅开始了,参谋跑去向那个高个子行个礼,然后陪着他走过来。高个子走着,眼睛扫着我们,还不断的举手还礼。这时候我们的心跳得特别厉害,生怕他看到我们的姿势有缺点,都憋住气一动不动向前平视着,不敢转眼看他;可是等他一过去却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你伸头看,我也伸头看。
检阅了一遍,参谋介绍司令官潘忠汝同志给我们讲话。
潘忠汝同志身高膀宽,声音很宏亮,他开头就说:“同志们,你们很象一支革命军队了,现在宣布,咱们第一支革命武装正式成立!”大家高兴的又一起拍起巴掌。几万人鼓起巴掌真是好看,活象无数个小蝴蝶煽翅膀。不知是谁问了一句:“我们是不是还发枪?”潘忠汝同志马上转过脸去说:“发!不过要等反动派送来!反动派什么时候送来就什么时候发;送的多就多发,送的少就少发。”有几个人一时没弄清这话的意思,急忙争着问:“反动派肯送武器给我们?”没等潘忠汝同志解释,有的同志就抢着说:“你怎么这样傻,反动派哪能给我们送武器,司令官是叫我们去缴敌人的械!”潘忠汝同志笑着点点头:“对啦!敌人有造武器的工厂,我们没工厂,就要靠从敌人的手中夺武器来装备自己。所以大家暂时还要拿着原来的家伙,准备去找反动派调换。”他转了转身,拉拉自己的衣襟,又指指我们手中的武器大声说:“别看我们穿的是农装,拿的是‘土货’,我们这些‘土人’‘土货’却能把那些‘广人’‘广货’收拾掉。”他手指着黄安城继续说:“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县,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出我们的江山。任何势力,也抵挡不住我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的革命队伍!”
潘忠汝同志的话没落音,口号就响起来了:
“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
“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
“武装起来!”
那呼声,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喊着喊着都拥向司令官去请愿出征。潘忠汝同志看着这支新生的部队,一会脸朝这,一会脸朝那,笑着,挥着手,连连地说:“好,好,同志们,您们回去准备好,时机一到,就命令你们出征。”
检阅结束了,教场上响起“少年先锋队”的歌声……
 
梁业忠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一集(下),原文写于1958年8月。
1987年8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麻起义》(郭家齐主编)一书又收录了此文。
编后 语
 
1977年的一天,考取武汉工学院的梁建红高中时期的同学袁耀新曾经对他讲道:“你应该为你父亲写回忆录了,不然到时候将后悔莫及!”梁建红不以为然。时至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其父亲已去世近28年,他才想起着手整理。因难度较大,只有择其印象深的,并结合有关档案资料,部分性撰写。
上面经历过程都是按主人公生前口述内容。本人作为亲历者的儿子,从记事起至父亲去世前,多次聆听其讲述;父亲与他人交谈革命历史时,也多次亲耳旁听。摘录都是按档案资料原文,力争保持其原始真实性。由于本人知识水平极其有限,回忆稿的整理,恐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尊敬的审阅者批评指正。
在此特别感谢红安县红四方面军研究中心主任、红安将军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少怀同志,他在百忙中,查阅史料,认真指导,细致修改,才使回忆材料得以顺利完稿。
    承蒙县党史办、将军文化研究会、红四方面军研究中心、新四军研究中心、老干部局、民政局、黄麻纪念园、县志办、档案局(馆)、粮食局等单位及领导和各位亲友、同学的大力支持,不胜感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敬意!
(整理人梁建红,中共党员,红安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三级警长, 1958年6月16生于安徽省合肥市,1961年随父亲梁业忠回原籍红安。
2010年4月中旬,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来红安调研,被县委作为老红军子女代表安排参加见面会,受到贾主席接见和亲切握手。
2017年11月13日,纪念“黄麻起义”胜利九十周年,又被县委邀请参加。)
 
撰稿人:梁建红
2017年11月16日

 

 

 
时间:2016-09-23 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