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 远 的 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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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位老相伴的日子
 
蒲   云
 
我于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先后在卫生学校和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1941年到新四军,先后在新四军第四师、第二师做医务工作,任党支部书记。1942年夏,经组织介绍我与郑位三同志结婚,组织上认为我是做医务工作的,位老责任重,体弱多病,需要我这样的人去照顾他的生活。
婚后不久,位老就立下规矩:在生活上不能搞特殊;有人找他谈工作时我不能在场,更不能干预。此后30多年,我与位老都始终遵守这个规定。以至于后来有些首长和战友来看他,我往往打个招呼就匆匆离开,这样和位老在思想上不能有更多的沟通,在工作上也不能帮他多分担一些。特别是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残酷迫害时,对于他的苦闷难以帮他排解,有时自己还因不理解而苦恼、伤心,反而要他来劝解、安慰我。现在想起这些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多学习些。
位老虽然不跟我谈工作,但只要一有空,就跟我说起他的家庭、他过去的老师、他求学和追求真理、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他对父母、弟妹、老师、战友和同志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这些都使我终身难忘。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整理思绪,作些回忆,以作为永远的怀念。
 
 
位老告诉我,他原名郑植槐,家乡在大别山区黄安(今红安)县,山上石头多,不长树。他家只有四间土坯房,房后是山,门前是1米宽的小路,小路下面是个水沟。天灾人祸多,生活很困难,父亲郑维翰原来靠几亩田养活全家8口人,后来学了一点医道成了中医。1917年,父亲带着他的弟弟植棠到七里坪镇开中药铺,行医看病,补贴家用。他是长子,也是父亲的希望,家里省吃俭用只能供他一个出外读书。
7岁进私塾读书,他的老师郑锡云深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经常向学生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讲社会现实问题,引导他往革命道路上走。由于他爱学习,肯动脑筋,深受老师喜爱。有时天下雨或放学晚不能回家,他就住在老师家,帮助老师挑水、做饭,亲如家人。
16岁时,他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干粮,背着行李从黄安县步行300多里到武昌考学,一路上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由于身体瘦弱,他走了好几天才到达武昌,弄得双腿红肿,脚板满是血泡。他顺利地考上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考试张榜名列第三,郑锡云老师为他改名“位三”。1918年冬天,郑锡云老师介绍他认识了恽代英等创立的互助社社员肖楚女,从此肖楚女成了他的兄长,也是好朋友。在肖楚女的帮助下,位三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参加武汉地区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声援北京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等进步学生活动。五四运动后,位三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肖楚女又介绍他到“利群书社”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开始系统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此,他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
他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就要走与农民相结合进行革命的道路,1922年夏天,他毕业后挑着行李从武昌步行回到家乡,在离家两里多路的程门畈一所学校任教。他一面教书,一面深入到农民中间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向知识青年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与地主斗争。
1923年冬,黄安有了党的组织,他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举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发动群众不买洋货,反对赌博,提倡剪发放足等,还带动他的二弟植惠也参加了革命。1925年冬,他由戴克敏、戴季伦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与吴焕先等同志在七里坪积极发动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并担任了黄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在黄安“清党”、“改组”,宣布解散各级农会,下令通缉92名共产党人,董必武名列通缉令榜首,位三也榜上有名。反动派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中共黄安县委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先后离开了革命,县委常委中只剩下郑位三一人。他在血雨腥风中把留在黄安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戴克敏、吴焕先、戴季伦、陈定侯、程翰香等同志组织起来,重建了新的中共黄安县委,他被选为代理县委书记。随后他与陈定侯、程翰香同志到武汉找到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书记罗亦农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
19279月,位三等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县委委员和各区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拟定并通过了《中共黄安县委关于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暴动的指示的报告》和《中共黄冈县委关于武装暴动计划》。他们为组织武装暴动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并在紫云、檀树等地领导发动了“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在国民党第三十军和地主清乡团的疯狂进攻下,“九月暴动”严重受挫。县委决定派他与戴季英再次到武汉找中共湖北省委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因路途风寒,劳累过度,位三病倒了,高烧不退,只得由戴季英一人向省委汇报黄安农运情况。在郑位三生病期间,同年1113日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为了安全可靠,病中的郑位三选择到离家一百多里路的黄安县南永河春树店程家厦屋村程朗如家养病。郎如的小弟程友如是位老在省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两人一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关系要好。郎如疼爱弟弟也同情革命,把郑位三视同自己的亲兄弟一般。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郑位三突然来到程朗如家里,他面色苍白,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很长,衣服也很脏,显然是害了一场大病。郎如深知位三是好人,好人落难理应相助,决心冒着全家被杀头的危险赶紧把位三让进屋。让他洗了澡换上自己的衣服,把他藏在里间的夹房里,把煎好的中药和一日三餐都送到夹房里。在郎如和妻子杨杏枝的精心照料下,一个多月后位三的身体慢慢康复。其时正值“黄麻起义”失败,白色恐怖笼罩黄安,郎如在汉口的表弟徐存贤从武汉回到程家厦屋村,说在武汉传说要增兵“剿匪”,黄安不安全,最好让位三离开黄安,由友如另行安排避处。这样,急促之中位三带着郎如给的8元大洋在友如护送下赶赴武昌流芳岭妻兄舒少轩家。舒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在流芳岭开了一家中药铺。位三以学徒身份为掩护在药店暂避,其间,他熟悉了中药材,学会了中医看病,以后在革命根据地常为大家义务看病。
194911月中旬,位老路过武汉,专程看望阔别20多年的救命恩人程朗如和友如兄弟,并提议到照相馆合影留念,拍照前郎如和位三老相互谦让,郎如拗不过最后还是站在中间。195012月,位老回北京前赠送郎如一张自己的照片,在正面亲笔题字“郎如兄留作纪念,弟郑位三敬赠”。在照片的背面,他深情地题写了一首诗:“忆我流亡日,招待赖吾兄,廿年成隐惠,今是表扬时。”
19566月,正参加党的八大会议的位老在北京得知程友如在武汉病逝,心情十分沉痛,写下了“友如学兄千古 一生辛劳,对我社会,是民主性的好人;卅年交谊,对我个人,是知心者的益友。弟郑位三挽”的巨幅挽联,送给了友如的遗孀舒淑芳。
19287月,病愈的位三回到家乡与吴光浩、吴焕先、戴克敏、戴季英等同志会合,开始了创建鄂豫皖苏区和工农红军的斗争。在连续取得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情况下,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张国焘等来到鄂豫皖,他们搞肃反扩大化,大抓所谓的改组派、第三党和取消派。位老和曾中生、徐朋人、陈定侯等同志对此极力抵制,但由于张国焘等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军政大权,一大批有能力、有威信的好干部被杀害了,连徐朋人、曹学楷、王秀松、戴克敏、戴季伦等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都不能幸免。这是位老最心痛的事,他说:鄂豫皖损失最大的是肃反扩大化。
1932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位老受命于危难之时留在苏区,担任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坚持了两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敌人的残酷“清剿”使苏区很多地方成了无人区,位老也是家破人亡,全家四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家的房子被敌人烧了;任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长期在深山老林里活动,长了一身毒疮,无药医治而死;母亲在“跑反”中饥寒交迫,吃野菜中毒而死;妻子曹茂云也因“跑反”在山洞里冻饿而死;三弟植棠因腿疾不能“跑反”,被活活饿死,弟媳被迫改嫁;二弟媳带着三岁的侄子群忠到处流浪,直到1936年才敢回家。
位老不屈不饶,英勇奋斗。他组织游击队、便衣队在山里打游击,露宿山林,缺吃少穿,山上有土匪,山下有白匪,环境十分险恶。他经常打赤脚,脚上的老茧很厚,以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修脚就不能走路。在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并患了严重的胃病和十二肠溃疡、胆囊炎、神经衰弱等病,始终没有治愈。在敌人的大举“清剿”下,他们顽强地坚持斗争,逐步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在位老的领导下,各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并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为主,组建了六个游击师,总计约五千多人。重建红二十五军时,在位老“要人给人,要枪给枪”的指示下,鄂东北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成批的转入红军。
19349月,程子华同志前来传达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位老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到达陕南后,红军主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位老、陈先瑞同志与六百多老弱病残伤员被留下继续创建新的根据地,由位老任鄂豫陕特委书记,陈先瑞任红七十四师师长。面对二十多个团的数万强敌的“划区清剿”和不断围攻,他们在陕南的深山老林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孤军奋战,因地制宜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他们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区的24个县,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先后歼敌约4000人,缴获枪支3000余支,使红七十四师迅速发展到2100多人枪。贺龙同志曾赞叹:“红七十四师在陕南顽强坚持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毛泽东同志曾向陈先瑞问过坚持陕南斗争的情况,并赞扬说:“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才听到你们消息的。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红七十四师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很好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位三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从延安重返鄂豫皖边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他首先与坚持在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同志会合,经过艰苦耐心细致的工作,将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抗日前线。
193812月,位老任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与张劲夫、方毅等同志一起领导全区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911月,以刘少奇为首的新四军江北部队5人领导小组成立,位老为小组成员之一,并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委员。他一面协助少奇同志领导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一面与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指挥部队开展反“扫荡”,不断打击敌人,在津浦路东、路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位老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19415月,华中局成立以郑位三为书记的皖东党政军委员会。在淮南期间,位老与二师师长张云逸指挥部队先后粉碎日寇两次“扫荡”,建立和完善了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大胆放手扩军;在创建主力兵团的同时,抽调骨干加强地方武装;建立了淮南行署、路西和路东两个专署、各县政权机构和群众抗日团体。半年多以后,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根据地面积发展到2万平方公里,人口近700万。他们努力进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根据地的政治、军事、财政、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部队供给得到了有力保证。特别是在蒋介石断饷之后,领导淮南军民生产自给,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还用粮食、物资支持了兄弟根据地。后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都迁到了淮南地区,成为巩固的华中后方,受到少奇同志的高度评价,并号召其他各师向他们学习。
194311月,受党中央委派,位老作为华中局的代表,从淮南的新四军二师到鄂豫边区的新四军五师,与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同志在一起,领导敌后抗战,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因生孩子没有和位老一起去。
1943年冬,我在芜湖郊区王家巷一个保长家生下长子郑非迟。那时地主民团经常来搜查,为了应付突发情况,小船就停在屋后的湖边,我们随时准备撤到芦苇荡。非迟三个月时,原来接位老的交通王干清又回来接我,同行的还有原来在二师税务局工作的詹老和郑奇英。
我们5人先乘小船到芜湖,然后坐一个日本人运煤的拖船到了湖北大冶,奇英背着非迟与我们一起跟着前来接应的游击队员上了山隐蔽起来。第二天晚上,游击队用船把我们偷偷送过江,步行快到黄冈时,遭遇敌人打了一仗,部队掩护我们从壕沟里快速通过。到黄冈后,地下交通员终于把我们送到大悟县位老住地。
位老知道我们来,过来看了一下,就又去忙工作了。我怕孩子吵,影响他的工作,我和孩子不与他住在一起。位老总是很忙,不是和人谈工作,就是写东西、想问题,很难顾及到我和孩子。那时,部队干部的孩子大多送到老百姓家寄养,我后来生了一女孩也寄养在老百姓家,由于环境艰苦,那可怜的孩子不到半岁就死了。位老40多岁得儿子,他很喜欢非迟,大家也都喜欢非迟。我也舍不得把非迟放到老百姓家,行军、打仗时我咬紧牙关,精疲力竭地背着他跑,简文秘书看我实在太累,有时就找战士帮我背孩子。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自古以来,中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调集重兵包围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地处中原的鄂豫边区,妄图一口吃掉我军,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根据位老和先念同志的请求,中共中央批准五师野战部队、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于19451024日在桐柏山区胜利会师。1030日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位老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先念同志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他们与王树声、戴季英、王震、王首道等同志领导军民,死死拖住国民党30多万大军,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6月中旬,敌人开始紧缩包围圈,蒋介石扬言要一举活捉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形式万分险恶。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同意中原局突围的决定。突围前,中央考虑到位三同志身体不好,要他先离开部队去延安。但位老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随部队行动。他和李先念对部队的突围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于626晚开始突围。29日夜,他们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军以突然、秘密的快速行动,突破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之前,跳出了敌人的内层包围圈,越过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向西转进。继而抢渡丹江,直指陕南。一路斩关夺隘,长驱2000多里,从30多万敌军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与战略牵制的重任。同时,其他各路各部均冲出包围。中原突围的胜利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此高度评价。中原突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原突围的路上,险象环生,过丹江时,陈少敏大姐心脏病突发,腿部浮肿,战士们都争着要抬她过江,她知道战士们已是极度疲劳,坚持自己骑马过江,在场的战士深受感动。进入山区后,我抱着非迟骑牲口走,山路崎岖,很不好走,我的脊椎都被颠坏了。在山里走了一段时间,我的牲口不行了,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魏国运同志把他的行李和书籍扔掉,主动把马让给我和非迟骑,他自己步行。
快到陕南时局势更危险,我们只能从没有路的地方通过,很难走。有一次,我们在山上走,敌人在后面追。这时听游击队说夏世厚的部队就在山下。位老和陈大姐担心连续的突围、战斗,夏世厚的部队没有钱买粮吃饭,就让其他人员先走。他们两人带了几个警卫员,不顾自身安危,去找夏世厚的部队,并送去买粮的钱。由于敌人的封锁,没有粮食,长时间没有东西吃,3岁的非迟饿得全身瘫软,闭着眼睛不能说话。这时敌人又从山下扑上来了,我们部队又打了一仗,我背着非迟,心里惦记着位老和陈大姐,直到敌人被打退,我们才到山下一个农民家,给非迟找了点土豆吃。后来我听说,位老和陈少敏大姐都到了夏世厚的团里,很安全,我才放心。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到陕南龙山时,脱离了大部队,准备向延安进发。李先念同志专门派余谦同志带了40多人的精干小分于716日清晨来接位老、陈大姐、戴季英、顾大椿同志和我们娘俩,护送我们离开龙山。但山路越来越难走,上山时体弱多病的位老和陈大姐被搀扶着走,下山时他们两人拄着棍子走。
19日一早,我们到达五花山梁上时,国民党的一个团顺山梁包抄上来,形势非常危险,余谦带警卫班掩护我们顺着山梁向后转移,张青山同志带两个班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40多名,还打死了敌人一个副团长。趁敌人追张青山他们的机会,余谦掩护我们从两山之间的夹沟中转移到寺沟脑的树林里,在一个草棚里躲藏了三天。在那里可以清楚的听到山下敌人的叫喊声,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非迟太小,我怕他出声暴露目标,白天就由炊事员把他带到对面山下的一个石崖里躲着,到晚上再接到草棚里来。
到了20日,山顶山下到处都是敌人,突围已很困难,唯一的办法只能从陡岩棘林的半山腰向北斜插出去。这样的地方战士们攀登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带着孩子行走了,尤其是怕他万一哭起来会惊动敌人,位老让我把非迟留下,我怕孩子留下不安全,就说:“如果不行,我和孩子先留下,另想办法走。”陈大姐对我说:“我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位老是中央委员,你要是被敌人抓了,影响多不好啊!”后来我想通了,把孩子留下托给游击队员周立宏的母亲照管。当天夜里下着毛毛细雨,山石岩上青苔黏滑,我们被战士们搀扶着跌跌撞撞走了30多里险峻山路到了麻池沟,绕过敌人的包围线来到流芳岭,以后又翻过几个岭,顺利到达丹凤县大峪脑的封地沟。三天后非迟也被平安送回来了,我们都很高兴。
突围路上,位老没有烟抽,有时拿新鲜烟叶烤了抽,有时就用橡子树叶揉一揉,卷起来抽。肖健章参谋看我们带着孩子没有垫单,就买了一条床单和一个被面送给我们用。那时环境异常艰苦,条件极差,孩子和大人都受了很多罪。经历了昼伏夜出,曲折坎坷的艰辛,看到位老把身体也拖垮了,我就忍不住问他:“突围前中央就发电报让你回延安,你为什么不先回去?”位老严肃地说:“关键时刻我不能走,我如果走了,会影响部队干部、战士的情绪。”
后来一位副团长带一个连把我们送到商县麻街李世华家。李世华名义上是国民党的营长,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联络员。我们在李世华家里住了几天就分开行动了,陈大姐在桐树洞的一个保长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化装成修女到延安;顾大椿同志背着非迟,把我们送到李世华营的一个中队长家后,也先走了,他用肥皂刻了一个公章造了一个假路条,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一路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大小关卡回到了延安。
位老住在李世华的叔叔家楼上养病。一个多月后,我们也走了。走时李世华派了一个姓陈的同志,装作和我们不认识的商人暗地护送,坐的是一辆装木头的卡车,车上还坐着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和两个警卫员,那个军官一上车就盘问位老到哪里去,位老很自然地回答说:“我们去西安看亲戚。”我们在中途一个叫黑水的地方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坐那个卡车到了西安附近的灞桥。开始是住在灞桥附近的一个村子张老先生家里,因国民党的仓库就在他家附近,国民党的军人常在那里走来走去,我们不宜久住,只得又搬走,走时张先生送给了位老一根拐杖(现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我和孩子另住在薛颖家里,薛的爱人陈平是一个教书的,他们和张老先生都有关系。那时薛颖才生了孩子,在家休息,给我们做饭吃,我整天也不敢出去。陈平把位老安排在华新诚家,那里湖北人多,好掩护。走时,华新诚备了一辆马车,由长工赶着,把位老和我们娘俩送到富平。我们离开西安时大概是1946年八九月份。
到富平后,我们住在一个保长家里(党的地下组织安排的)。住了几天,位三同志手拿罗盘,化装成风水先生,由一个老交通员带路去陕北。敌人封锁很严,碉堡林立,位老和交通员就在夜里紧贴着碉堡慢慢地摸过去。我由保长的弟弟护送,他拉了匹骡子,我化装为吊孝的,身穿白衣服,白布包头,手里拿香蜡供品。去马栏都是山路,要上山下山,我又带了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骡子不好骑,只得将孩子背着走。好不容易到了马栏,在山下脱了孝服,进了我们的边区,送我的人在马栏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返回富平去了。位老和我在马栏休息一星期后就去延安了。
到延安后,我们被安排住在王家坪的一个窑洞里。到延安没几天,毛主席就来看位老,当时位老正在看书,我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一会又听毛主席在外面问“位老在哪里住”,我赶紧出去迎接,毛主席跟我握手后,我就到肖参谋的窑洞呆着。毛主席与位老谈了近半小时。
我们后来住在枣园时,朱总司令派人把他的一件灰布面的狐皮大衣送给了位老,康克清大姐把他自己的毛衣送给我穿;徐帅的夫人黄杰拿来了布和棉花让我给非迟做衣服、帽子。在山西晋城休息养病时,陈毅和邓子恢同志也来看望位老,在武昌花园山医院养病时,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同志到医院来看位老。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党的领袖和许多党的高级领导人对位老的关怀、爱护。
 
 
在与位老相伴30多年的日子里,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位老爱看书学习、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爱独立思考问题。他思考问题时常常喜欢在屋子里踱步,他的床头柜里放了很多小纸条,一有心得就赶紧在纸条上记下来;有时夜里他躺下休息后想到什么,就立即起来写在纸条上。纸条上的几个字往往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我帮他整理过很多这样的纸条。战争年代,他只要条件允许就看书、看材料、想问题、写文章。他很注意搜集敌人的报纸、书信等,用来分析、判断敌人动向。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他因病休息,但学习、思考问题的劲头有增无减。他曾说:“病是我极大之苦,学是我极大之乐。”他每天5点起床,晚上9点多休息,除中午休息1个多小时外,其他时间都在学习、写东西和思考问题。他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认真看报,让秘书把《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装订成册,以备查找;在他看过的书上写有很多的批注。“文革”前,他写了几千张卡片、上百万字日记、笔记和论著。
位老十分关心家乡,关心农民生活,每次有老家的人来看他,他都要详细询问家乡的收成和建设情况。
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对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员讲话都很和气,善于讲道理,从不发火训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喜欢他。家里来了客人,他都要下楼看望,欢迎人家来玩,还嘱咐多弄些菜,一定要留客人吃饭。
他教育孩子们要努力学习,抓紧时间多学本领,将来才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教育孩子要有礼貌,要尊长爱幼,要求孩子们经常跟住在外地的大女儿奇英通信,和同学们多交往,锻炼自己的文字、语言和社会工作能力。我上夜校时,作文写不好,有字不会写时,他总是耐心教我,使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位老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首先想的是别人,主动给过去的战友、朋友写信,请他们不要再来看自己,以免受牵连。他对自己遭遇的磨难和坎坷从来没有怨言,把一切埋在心里,自己承受。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财经学院、天津南开大学等院校和中组部的造反派来抄了几次家,他们把我们全家关进一间屋子里,单独批斗位老,逼他交代问题。造反派把位老所有的书、信、日记、笔记本、卡片、文件、照片等装了十几麻袋用卡车运走。“文革”后,我查找被抄走的那些日记、笔记本、卡片等东西的下落,听说绝大部分被中央财经学院的造反派毁了。我很心疼,因为那是位老几十年研究的心血。
19677月间,位老怕家里人受牵连一起跟着受罪,就自己到中组部去住了。造反派把他安排在一个小屋里,家人每天给他送饭。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里,位老受到残酷迫害和折磨。有一天下大雨,位老被造反派从中组部拉到中山堂和陈大姐一起挨斗,我们的大儿子非迟知道后也去了。事后位老不说挨斗的事,非迟也不说,都瞒着我,怕我伤心,承受不了。后来还是别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我问他挨打没有?他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没有挨打,只是“坐飞机”了,我听后心里更难受。一次在二七剧场批斗,我听人家说不管斗他的人怎么问,位老都是实事求是地回答,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承担责任,批斗位老的大会常常变成辩论会。有时他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就从容地向斗他的人提出要坐下休息一会,还向他们要烟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坦荡气概。
19693月,我先被送到吉林省四平的中组部“五七”干校劳动,10月初,位老被造反派用枪押着也送到这里。干校安排了一间房子给他住。我到位老那(儿)时,看到他刚从平板大车上下来,天很冷,他脸色惨白,胃不好又晕车,吐了一车,样子十分凄惨。我简单的为他支了个床,铺上茅草,让他休息。为了御寒,我给他穿上朱老总在延安送他的狐皮大衣。位老当时是“黑帮”,上面不准我和他住在一起。白天我要下地劳动和学习,只能够在晚上去照顾他。平时造反派要他自己去捡柴生火取暖、提水烧水。年近70的位老本来就体弱多病,让他在天寒地冻的大田里拔玉米秆,很吃力,我就找了把镰刀让他用镰刀砍玉米秆,然后用草绳捆好拖回来。
当年12月,我和位老又被转移到河南长葛中组部干校,经过北京时都不准我们回家,只在广安门车站与孩子们匆匆见了一面。到了长葛,我们被分到连里参加劳动,每天被强迫剥高粱秆、补席子等。位老安排住在一间又暗又潮的破房子里,屋内只有一个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阳光照不进来,窗外就是又臭又脏的茅坑。我用几块砖头、泥巴给他糊了个灶,可烧水和取暖。冬天,别人都分到取暖的煤,造反派说位老是“反革命”,不发煤给他,他只好到处去捡树枝、高粱秆烧水取暖。后来我利用星期天买了些碎煤,再掺上点黄土做成煤饼,供位老烧水用。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他自己摇摇晃晃地去到院外三四百米处挑水,走不动时就只吃院内苦水井的水。位老有严重胃病,别的东西吃了不消化,每天只能吃开水泡馒头,我看他身体太差,快顶不住了,就偷着买些鸡蛋、饼干给他吃。位老的身体越来越差,生了病也没有药吃,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牙齿掉了十多颗;他的体质已很虚弱,严重贫血,有时发生虚脱晕倒的现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在中组部的爪牙还要逼他成天写材料,不是认识、交代自己的“问题”,就是“揭发”别人的“问题”。那时,有个别老同志坚持不住就自杀了。我看位老身心受到这么大的摧残,怕他想不开就经常鼓励他无论怎么样都要活下去,他不多说话,只是坚强地告诉我,他绝对不会自杀,让我放心。
大概是1969年冬,非迟途经河南来看我们,他心疼父母,专门到街上买了个水缸,又顶风冒雪走了20多里路从长葛县城拖了一车煤给我们用。这解决了他爸爸吃水、取暖的大问题。干校硬是不准非迟跟他爸爸一起住,一天他爸爸发烧,非迟坐在小板凳上守护了一夜。在北京的两个女儿省吃俭用,只能借过年过节的名义,才敢给我们寄些东西和营养品。
因为位老的所谓“问题”影响到全家,尤其是孩子们跟着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大儿子非迟在武汉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因是“黑帮子女”被分配到贵阳某工厂工作,二女儿吕梁在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也因爸爸的“问题”被分配到河北遵化某工厂工作。庆还、复康两个女儿和小儿子果迟开始还能在北京生活,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复康和果迟也都被送到农村或兵团插队。只有庆还因心脏病分在北京的工厂工作,由于庆还的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又常为父母担惊受怕,精神压抑,病情越来越严重,才30多岁就过世了。我的小儿子果迟在东北建设兵团干重活时扭伤了腰,后来到了我们身边。一次一个造反派的儿子故意把位老的炉子弄灭了,果迟与他发生了争吵,干校的造反派就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批斗果迟,还把我拉上台去陪斗,几个大小伙子对果迟拳打脚踢,那时果迟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呀。在造反派当道的情形下哪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做妈妈的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咽。
19725月初,在北京的庆还和复康两个孩子当得知父亲因严重的贫血和虚弱又一次晕倒时,急得没有办法,只好给周总理写信,不久周总理办公室向中组部询问了位老的情况。6月以后,位老的身体快支撑不住了,我动员他给干校军代表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后来干校就通知我陪位老回北京治病。78,我们坐火车回到阔别4年的北京,中组部派车把我们接到万寿路招待所,安排了一间房子给我们住。在招待所住了大半年后,我和几个孩子又给周总理写信,我们5日发的信,总理办公室9日就打电话给中组部再次询问位老的情况,并明确指示:郑位三的工资照发,全家立即搬回原来的住房,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有事可以派车。就这样,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我们回到北京,搬回了原来的住房。位老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不幸身患癌症,治疗无效,于1975727在北京医院含冤逝世,终年73岁。
位老逝世后,王震同志第一个来看望、安慰我,他了解到“四人帮”的帮凶对位老和老干部的迫害后非常愤慨,立即驱车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李先念讲了情况。小平同志听后很气愤,他说,这么老的同志被迫害死了,追悼大会一定要在八宝山礼堂召开。并对先念同志讲:“我主持追悼会,你致悼词。”有人说,八宝山礼堂安排满了,无空时间。小平同志说,位三同志的追悼会安排在哪天,礼堂哪天就要让出来。
197583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位老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政协等单位送了花圈,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王震、沈雁冰等和数百名位老的战友、同志与他告别,并安慰我和孩子们。
位老逝世已27年了,这些年来我看了他的传记和他看过的一些书,看了位老的战友刘华清、程子华、郭述申、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同志写的纪念文章,使我对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位老一生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心里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他不管职务高低,也不管个人受到怎样的挫折和磨难,都能坦然处之,他敢于说真话,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努力地埋头苦干,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我和孩子们珍惜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安息吧!位老,我和孩子们永远怀念你!
 
 
(本文原载《郑位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333—34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作者蒲云为郑位三夫人。)
 
 
                       
 
 
                                                          编辑:江福元  余珮阳
 

 

 
时间:2015-07-20 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