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的父亲郑位三的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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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复康

 
父亲郑位三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在人生的维度中已不短暂,但他的容貌仍在我们眼前;他的声音仍在我们耳边;他深邃独立的思想、高尚的情操、磊落的品德更是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不仅如此,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同事、老战友,也都在不断的追忆他、褒扬他、怀念他。
郑位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1902年生于湖北红安;从7岁开始进私塾读书,私塾先生郑锡云是个深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他常向学生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看法。父亲从小聪明好学,肯动脑筋,爱想问题,对老师讲的课,听得认真,记得清楚,常提出一些连老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老师非常喜欢他,有时因为下雨或放学晚,就住老师家。父亲原名叫郑植槐,16岁时他去武昌以名列第三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郑锡云老师就给他改名为“位三”,并写信给肖楚女请他照顾父亲。在武昌读书的父亲,在肖楚女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在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等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父亲积极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的行列。随后,恽代英等又组织了“利群书社”,父亲在利群书社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视野,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从一般的对现实不满到产生了要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他当时经常对别人讲:“参加利群书社的活动,使我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落后是由中国反动政府勾结洋人对中国人民实行剥削和压迫造成的。要改变我国落后状态,也应像俄国一样,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政府,赶走洋人,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他还开始意识到发动农民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发动农民,改造社会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后,他本可进入武昌高等师范继续读书,但当时中国社会的反动腐朽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投身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改变现状,拯救中国,于是他毅然回乡,利用教书的条件,宣传马列主义并组织发动反帝反封建斗争;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胜利攻占了武汉,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父亲以国民党黄安县委常委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同时又是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农民协会的常务委员。这时他已成为黄安县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此同时他与吴焕先利用“红枪会”的形式组织训练农民的革命武装。后来这支党领导的武装成为农民自卫军,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骨干力量。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有人脱党退党,他却把四散的党员组织起来,建立起新的黄安县委并被选为代理县委书记。随后他步行到武汉,找到省委书记罗亦农同志,他带着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迅速返回黄安,9月他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父亲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为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立起草了许多文件,提出了许多创建性的政策。曾担任县委书记、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等职。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父亲被选为全国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委员,第二届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苏区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父亲在危难之中,接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职务,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他面对混乱的局面,首先抓了稳定群众情绪的工作。父亲指示道委向各县、区、乡发出通知,要求以最大的努力,巩固党和政权组织;动员各级干部深入群众,做过细的工作;组织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坚决同敌人斗争,很快使局面有了好转。与此同时,他抓紧建设地方武装和支援主力红军作战。各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并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为主,组建了6个游击师或独立师,总计5000余人。为重建红25军,父亲提出,红25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成批补充到主力红军中,使重建的红25军达到3000多人。他多次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主张以游击战为主;坚决反对在我军内部和群众中再搞“肃反”,使我军减少了损失;他把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对敌人工作结合在一起,首先提出了不要镇压敌占区被迫“插白旗”的群众,经过他的努力,争取了大批群众,使一些分散到边沿敌占区隐蔽的干部和开展工作的同志得到了群众的掩护,许多群众都说:“别看我们插了白旗,我们的心是红的。”他在斗争中,还总结出了便衣队的斗争形式,创造了利用便衣队开展游击战的经验。
1933年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的时期。父亲领导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他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单衣,日当衫,夜当被。粮食奇缺,野菜、树叶找不到,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他经常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和创建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鼓励大家即使剩下几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在他的影响下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刘华清叔叔说:“位三同志在鄂豫皖苏区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建立的不朽功绩,鄂豫皖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34年11月,父亲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红25军政治部主任,红25军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为让新区人民了解红军,父亲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张贴传单。我军攻占镇安县城后,他又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他还根据省委有关新苏区的经济政策,起草了《关于商业政策》的布告。为争取瓦解国民党士兵,他起草了《告国民党士兵书》。为做好新苏区优待红军家属工作,他制定了“红军家属优待证”,并亲笔给部分战士签发。父亲起草和制定的这些有着历史意义的文献,在红25军开辟鄂豫陕苏区的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从父亲外表看高大魁梧,四方脸,满脸络腮胡子,非常像一员武将。但从他的任职来看都是党的书记,部队中的政委居多。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父亲是文官不是武将。但父亲去世后,听了许多叔叔给我们讲父亲过去的战斗故事,我们才知道父亲也是一位很会打仗的武将。
1935年父亲随红25军长征至陕南,红25军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时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和陈先瑞叔叔奉命留在陕南,带领一个连和一些负伤的干部、战士共100多人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将队伍发展至两千余人,组建了红七十四师。
红25军主力北上后,敌人集中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父亲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决定避敌锋芒,扬我之长,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同敌人周旋。从敌人的包围中奔突出来,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大胆而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迷惑调动敌人,并伺机予以打击。在镇安县青铜关,我军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了敌四十军二三〇团一个营。接着声东击西,袭占了佛坪县城(袁家庄)。敌人跟踪而至,我军又一举打出秦岭。当西安、宝鸡之敌围来时,又进入山中,第二次占领佛坪县城。1936年秋,敌人又一次调集重兵进行“围剿”。特委根据山区地形条件和我军善于游击的长处,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活动。父亲当时领导一团,出商洛,奔袭两岔河,回兵大龙庙,横扫反动民团,捕捉了国民党由西安赴商州上任的督察专员汤有光。不久,他又根据敌情变化,提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部队集中后,在商南县富水关痛击了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接着挥师北上,在华山脚下转了3个大圈,继而进入蓝田境内,对西安之敌震动很大。后来,毛泽东同志曾问过红七十四师这段情况,并说:“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听到你们的消息的。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陈先瑞叔叔说:“红七十四师打下宁陕县城后,位老根据周围敌情分布和路程远近,决定部队就地休整8天,开展群众工作。当部队撤离后,敌人果然在第9天进入宁陕县城。像这样使敌人扑空的事例,不知有多少次。所以,战士们都说他‘神机妙算’,是红七十四师的‘诸葛亮’。其实他并不会‘神机妙算’,这是和他分析判断准确,注重调查研究分不开。他平时每到一地,总是各处奔走,收集报纸、刊物,找当地老百姓,包括地方乡绅、教书先生、小商贩等,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情况。他不仅对陕南的地名、山名、风土人情比较了解,而且对敌人的动向、反动地方武装的情况也都掌握。因此,他分析问题透彻,判断情况准确。他身体不好,有一次敌人追得紧,他又咳得吐血,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跑。他硬让战士放下担架,看了看周围的地形,指挥部队巧妙地摆脱了敌人,干部战士都十分信赖他。”
丁国钰叔叔说:“位老个子高、胡子多,老百姓说他是俄国来的顾问,说红军这么厉害是因为有外国顾问帮助。他敌情摸得透;每一仗都做充分的准备,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位老的威信很高,打游击很自如,办法很多,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险情,有他在就什么都不怕了。那几年在山里打游击,条件艰苦,敌情也很严重,但我们的部队尽打胜仗,损失小,装备越来越好,战士不仅有粮吃,有时还能吃上肉。在群众的支援下一次就可以把国民党百十来人的地方武装打掉。在他们领导下,我们部队没有吃一次亏。由于熟悉地形,敌人包围上来了就可以采取急行军的办法把敌人甩掉。我们还曾采取奔袭的办法,长途急行军一百多里,带梯子登上宁陕县县城的城墙,消灭了敌人的卫兵,打下了宁陕县,活捉了敌县长,俘虏了国民党保安队一百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布匹和粮食。当时布匹很重要,可以解决过冬的问题。
位老很善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决策,非常注意保护部队的战斗力。一次,我们打下了宁陕县的三江口镇,位老说:敌人从西安派兵来,最快要三天,从别的地方派兵,把队伍组织起来也要好几天,所以,我们可以住在这里放心休整三天。于是,部队在当地安心休整了三天,很快恢复了战斗力。有一次,敌人进行大围剿,我们各个部队分散隐蔽。我们隐藏在那里没有被敌人发现,但是找不到什么吃的,位老平时很关心战士生活,他怕我们饿坏了,叫副连长带一个排天黑时下山,到地主家搞些粮食、肉、菜回来给大家改善生活。我说师长交待任务让我们保护你,下山去不是暴露了吗?他说没关系,山下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一些地主武装不敢上山来:他们即使向西安报告情况,从西安派兵来要走好几天,等他们来了,我们也该走了。我们按照位老的意见办,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又改善了伙食。
有一次,我们集中兵力和国民党的正规军唐炳勋的部队打了一仗,我们连担任突击队还立了功。位老和陈先瑞就是在我们连指挥作战的,那时我们在山上,下面是一条大河,河对岸是个镇子,我们用小部队在镇子对面打枪,引诱敌人出来;敌人出来后,这支部队边打边撤往山上跑;敌人过河追到山里时,我们的另一支部队封锁河道,截住他们的退路;我们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他们一个营,缴获了不少自动步枪、机关枪,大大改善了部队的装备。”
贺龙同志曾说:“红七十四师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在创建巩固、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时,他总是受命于危难时刻,他也总能以他坚定的信念感染别人,以他的智慧和才能扭转局势。从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敌、我、友采取的不同方针、政策,运用的各种战略战术中,可以看出他的独创精神。
中央对他的能力和水平都有很高的评价。如他在新四军二师时,对于路东根据地,陈毅同志说:“建设有很大成功,财政经济有条理,群众运动很热烈,根据地建设方面有很多经验。我以为这些当然是与当时担任二师政委的郑位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刘少奇说:“二师实际上只有位三能作中心。他比张、邓、罗都强,整个四方面军中最好的是位三。他估计问题人家总以为他有右倾,实则他是估计到坏的前途,而这种估计是必要的。”
原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的随身参谋肖建章同志说:“位老在1943年冬天到鄂豫皖边区,只说是代表华中局来协助工作。始终没讲他是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委。2000年初,我在《铁军》杂志上看到有篇文章,说位老来之前中央已委任他为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我刚见《铁军》这篇文章时,有点不相信,认为是胡编乱造。后来我让鄂豫皖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的同志们查一下,这个资料是从何而来。他们在新四军历史文件上查到了。1943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陈毅、饶漱石并告郑位三电报:‘中央决定以郑位三为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位老到职时只传达他是华中局党代表,没有讲任命他为区党委书记兼师政委。1944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又致电鄂豫皖边区党委:‘中央决定郑位三为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兼第五师政委。’因中央给位老单独配备有电台和机要员,此命令压在位老手里一直未公布。因此,我们当然不知道。位老这样做,他是考虑到不公布,有利于鄂豫皖边区和五师原领导班子的安定团结,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这表明,位老从不计较个人职务,他这种高尚的政治品德为我所折服。位老看问题、想问题、考虑问题很全面,坚持实事求是;他谦虚谨慎,不争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总是从大局着想,一心为着革命的事业和党的团结。”
1960年一位军史编辑问起父亲为什么不宣布中央1943年对他的任命,他说:“我到五师时,中央任命我为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华中局又派我为华中局代表。我觉得当时李先念同志是区党委书记兼五师师长兼政委,我一到就宣布中央的命令,势将损伤李先念同志的威信而影响工作。因此我没有宣布中央对我的任命,而只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工作。”
父亲是一个话不多更少谈自己的人,别人请他讲鄂豫皖苏区的历史,红四方面军战史。红25军军史等,讲到个人时,他不讲自己,总是赞扬别人,例如:“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戴克敏贡献最大”;“徐东海打起仗来最勇敢”;“子恢同志好,党性强,路东无他则不会有今天”;“李先念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个优秀代表……”所以我们对革命战争时期的父亲一点儿也不了解,直到父亲去世后,我们从刘华清、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陈先瑞、钱信忠、顾大椿、丁国钰、吴先恩等许多叔叔伯伯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故事。
我听着他们讲父亲的故事,看着他们由于激动、兴奋而涨红的脸,话语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情义,我也和他们一样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钦佩和深深的怀念。
在创建鄂豫皖苏区初期,有一次父亲患了疟疾,病倒在一位老乡家里。恰巧,敌人要抓郑位三,又搜查到村子里来了,几位乡亲心急如焚跑来报告:“敌人快进村了,我们把你藏起来吧。”他想了想说:“不用了,你们把我连人带床抬到村前水塘边那棵大柳树下吧。”乡亲一听,惊得瞠目结舌:“不,不行,我们不能这么狠心对你哇。”但乡亲们已经来不及将他转移出去,他也不愿意藏在老乡家里,以免连累他们。他说:“就照我说的办,敌人来了,你们就说那是个传染病人。”乡亲们拗不过他,只好照办。炎热酷暑,别人都大汗淋漓,他却盖了两床被子躺在柳树下。敌人进村了,发现柳树下有张床,一问听说那是个传染病人,敌人用枪刺挑了挑被子,也没敢靠近,捂着鼻子躲开了。事后乡亲们都说:“好险呦,位老。”他摇摇头说:“这样最安全,敌人怎么会想到郑位三大白天睡在村口呢。”后来,他还不断遇到这样那样的险事。人们传说他就像是再世孔明一样有一双敏锐的眼晴,能穿透敌人的心窝,看透他们脑袋里的阴谋,所以他总是能化险为夷!由于他多谋善断,具有临危不惧的智慧,人们都称他“小诸葛”。
战争年代他不仅对敌情预料很准;他对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预见也很准。肖健章同志回忆说:“1944年位老在白果树塆司令部搭建的一个大草棚里,给我们200多干部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他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我清楚地记得,他非常幽默地举出一个例子说:‘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现在我们条件艰苦,有些同志找不到老婆。如果将来革命成功了,一些大城市的青年学生,甚至有的资本家的小姐都要主动来找我们。到那时,我们还要审查审查她够不够条件呢!’他充满预见性地说:‘现在我们条件如此艰苦,首长们行军打仗或到下面检查工作能有个马骑就不错了。等到我们胜利了,情况就大变了,农民都是骑着自行车到地里种田,将来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都要坐着汽车到基层检查工作。这些不是幻想,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我们还以为位老是在说笑话鼓舞人心和士气,给找不到老婆的同志开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位老的这些预见都实现了。农民骑着自行车到地里种田,县长、书记坐汽车到下面检查工作,都成为普通的事实。”
“文革”开始后,学生停课工人停产闹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天天抓走资派、牛鬼蛇神,批斗游街。父亲忧心忡忡对哥哥说:“这样要乱个十年。”哥哥把这话说给同学胡德平听,胡德平又告诉了他父亲胡耀邦同志。“文革”后,胡耀邦同志提起父亲时还说:“郑位三同志对‘文化大革命’要乱十年的预料真准呀。”
父亲的调查研究精神和对事物的准确分析判断深得他的战友和部下们的钦佩。他的创建性和他的预见性充分显示了他极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才华。
张劲夫叔叔曾写文怀念他。“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当国民党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时,他是湖北黄麻农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对创建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具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在他家乡人民当中,至今还流传着‘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的歌谣。
我与郑位三同志相识是在1931年1月。位三同志任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我是常委,分工任民运部长。后位三同志任新四军二师政委,我在师政治部当副主任。因主任郭述申同志去延安学习,我又是直接在位三同志领导下工作。1943年底,位三同志去新四军五师任政委,我们才分开了。合计起来,我在位三同志领导下工作共有四年时间。四年时间不算长,但位三同志具有共产党人许多优良品质,如英勇卓绝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尤其是位三同志‘苦学深思、实事求是’的精神,令我铭刻不忘,一直引为是我的学习榜样。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体不好,住在北京休养,但苦学不倦,我有时去看望他,谈锋甚健,心得颇多。对革命胜利后,党如何抓经济建设,执政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搞好执政党的建设,谈得最多。有一次他写信给我,以后不要去他那里了,我很惊异。后来方知被人告发他是修正主义者,他怕连累我,只告我不要去,未言其详。我当时以为他身心不好,不要去干扰他,即遵嘱未有再去。实际上他苦学的心得,所发表的见解是正确的。以后即遇到‘文化大革命’,彼此都属于挨整对象,1975年他去世了。后来遇到知情的老同志,告诉我他不愿再见老战友、老部下的原委,我只有深为叹息。一直想写点回忆来表达我的哀思。现我已退下来,方有时间来完成这一心愿。我想着重就位三同志‘苦学深思、实事求是’的若干事迹,写出一些枝、叶回忆,以寄托我的怀念之情,并留给后人借鉴。
我们一起工作时,住在山沟里,读书条件很困难。他对于当时能够买到的有关马列主义书籍,结合当时工作实际,下苦功在研读,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书上,打出许多记号,还把精彩句子写在卡片上,而且还写读书笔记。他主张读书不在多,贵在精,他有一句名言:‘精通一个问题,胜于半解一百个问题。’在他身旁,放有许多纸条,在研究、思考问题时,偶有心得或疑问之点,即在纸条上写下,以免忘记。他当时研究的问题很多,着重点是如何使农民干部布尔什维克化,在四旅党代表会上的报告,即反映位三同志研究这一问题的心得。位三同志学习革命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而有自己的主见。写在纸条上的,往往就是他独立思考后的心得体会。他作笔记的方法分为两种:一是读书的体会,他叫做‘心得’;二是他不断在思考问题,偶尔所感,他称之为‘拾零’或‘积零’。他说:‘学习中的拾零、积零作用很大,如一语猛醒即是。’这些话,充分体现了他的苦学深思精神。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没有像中央苏区那样,有南昌暴动后剩下的、秋收起义中的武汉教导团的军事骨干,完全是依靠农民武装暴动后的积极分子,经过战斗考验,大胆提拔使用,涌现出许多英勇善战的军事干部,打仗特别勇敢,战斗力很强。其中绝大多数经过党的教育后,布尔什维克化了,也有个别、少数布尔什维克化不够,产生了与党的关系不融洽,甚至发展到难以处理的程度。位三同志很愿意和我谈心,有时住在一个房间,无话不谈。前者,他举徐海东同志作例子。徐海东是烧窑的窑工出身,后当红25军军长。当红25军长征途中,一次徐海东在战斗中面部受伤,战情很危急。他的警卫员说:‘军长,你带花了。’海东同志怒气冲天,立即用手刮了警卫员的耳光:‘胡说!’徐海东硬是带着伤在继续指挥作战,结果将敌击败,度过了一次危险的难关。事后徐海东向警卫员道歉:‘对不起你,当时军情紧急,如把军长受伤情况传出去,怕影响军心,故我打了你一耳光,以表示我没有受伤。实际上是受伤了,感谢你的关心。当时如不采取使你受委屈的办法,我怕影响战斗,务请你谅解。’警务员听后流泪了,他被军长这种大无畏精神感动了,完全谅解所受的委屈,更增加对海东敬佩之情。这是位三同志亲口对我说的,他是和海东同志一起长征的。后者,他举高敬亭的例子,高是农民中极为聪敏的人,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不简单,重组红28军,当军长,成为军事、政治都有一手的全才,对革命有功。抗战开始后,由于高本人布尔什维克化不够,与党的关系不正常,犯了一些错误。后来以反党的罪名错误的将其枪毙。对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错杀案,位三同志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他认为判断这个问题要分清以下几点:第一,他有错误,特别是在与中央的领导关系上处理不够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确有大功;第四,当时对他的处理研究不够,如果送到延安去学习几年就好了。位三同志对高敬亭的这种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他不顾“左”倾思想的压力,几次提出了自己对错杀高敬亭的看法。党中央在1980年5月为高敬亭彻底平反,给他恢复了名誉。高敬亭被错杀后引起了位三同志的深思,四旅的前身,即是四支队,故位三同事专门去讲农民干部布尔什维克化问题,他是由高敬亭问题引起了他的重视,反复研究深思,在有了心得后去作这一报告的,他的报告,对四旅干部及二师全体干部,帮助很大。位三同志对农民干部要布尔什维克化,他认为首先要学习文化,不掌握文化知识,是很难布尔什维克化的。他对于中央当时提出的‘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号召,从实践的体会中,感到十分重要。位三同志对知识分子工农化,也和毛泽东同志同样重视的,他赞成检验知识分子是否革命化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他并举吴焕先的事迹,他对吴焕先很敬佩,认为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榜样。他讲了一句名言:‘知识分子改造得好不好,要工农兵批准。’这话是很深刻的。当时二师干部反映:‘位老讲问题很深刻。’这即是一例。
一次他跟我讲起《三国演义》中有关魏、蜀、吴的干部政策问题,他说刘备的干部政策是专而不博,曹操的干部政策是博而不专,唯独孙权的干部政策是又专又博,他很欣赏孙权能支持江东局面,和他在干部政策上能做到又专又博有很大关系。即使在看小说时,也在有的放矢地思考研究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位三同志在北京休养期间,着重研究党要抓经济建设问题,研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都是抓到要害问题上面。他认为‘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设’,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意见。他说:‘阶级斗争将是局部性的,今天的任务应该相当着重于建设。’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相一致的。对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位三同志认为: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要‘正确摆正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三者关系’的主张,他说:‘领袖个人是起第三位作用的,第一是人民,第二是全党。为了不犯或少犯错误,必须做到两条:第一是党员群众首先是中央委员要具有对领袖的正确态度;第二要制度完善,特别要监督制度完善。他说,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是重要的,要制度完善,特别要监督制度完善。他说,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是重要的,但只此还不够,还要强调监督。他讲的这些意见,现在看来,是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少宣传个人’和小平同志讲的执政党要有监督制度的精神的。可见,位三同志在五、六十年代休养中研究的问题,认真总结实际钻研马列主义,所提出的意见是宝贵的。据说,他的这些见解,曾被人诬为修正主义,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要他写思想汇报,他一直认为他的意见是对的,没有错。据他的日记记载,他准备坐牢,也不改变他的看法,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令人肃然起敬。位三同志在休养期间,还研究有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形式问题’,那是属于探索性的,他的有些见解,是可以争鸣的,不必要也不可能过早作出结论。
“1941年春,有一个姓伍的营长,在津浦路西同桂顽打仗,没有打好,部队损失一个排。当时二师领导讨论这件事的处理时,有的主张对这个营长和下边的连长从严处罚,并在1941年3月举行了公审大会,把连长枪毙了,还准备把营长也枪毙。位三同志不同意这种处理办法。他说:对打败仗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草率地处理。是干部在战场上临阵脱逃呢,还是由于对情况不明,判断不准造成指挥上的失误,或是因敌人力量太大,我们准备不够充分,招致暂时失利。不能不加分析地对凡是打了败仗的干部都进行严处,甚至枪毙掉。姓伍的营长这次仗未打好,不是由于他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而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对他的批评、教育,给予适当处分是必要的,但不应枪毙。由于位三同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耐心的说服工作,这个营长才免于一死,只给了撤职判刑的处分。后来这位营长又恢复工作,打仗很勇敢,还担任过团长、师长等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营长向党中央写信,说明当时的情况,经过调查分析,决定给这个营长彻底平反,这个营长非常感激。他经常对别人讲:‘不是位老当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再有一件事,就是有关鄂豫皖苏区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中如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当战史组的同志问位三同志的意见时,位三同志说:‘由于敌人分割封锁、交通阻塞,当时鄂豫皖没有见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一点也没有接触到毛泽东思想。中央错误也好,正确也好,鄂豫皖执行时都是天高皇帝远,独立自主的作用大。中央不能经常直接指示,很大程度上是本地人当家。不能作这样的判断,中央正确的时候,鄂豫皖就正确,中央错误的时候,鄂豫皖就错误。鄂豫皖本地干部没有哪个自始至终代表正确路线,情况往往是,这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正确,那个人在那个问题上正确,这是鄂豫皖两条路线斗争的特殊情况,没有哪个始终代表正确,没有哪个始终代表错误。’这段话讲得很朴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请况,是实事求是的。位三同志无论在对人还是对事问题上,都充分体现出一位老党员的实事求是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父亲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四方脸,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头发浓密粗硬,爱剃光头,不到三十就留起了胡子,大家都叫他“位老”。母亲红军时期的一些老战友,新中国成立后见到我父亲,无不羡慕地说:“蒲云,你找了个漂亮老头呀!”父亲看上去高大魁梧、英俊威严,其实体质很差,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彻底摧垮了父亲的身体,使他长年被多种疾病缠身。母亲是1933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她一直做医务工作,1942年与父亲结婚。婚后,父亲就给母亲立下规矩:“在生活上不能搞特殊;我与别人谈工作时你不能在场,更不能干预。”
父亲的字典里没有“名”和“利”两个字,所以他从不整人,从没有过职位、待遇的烦恼。昨天还是红25军政治部主任,今天又让他带一百多老弱病残战士留下来打游击,他就和陈先瑞叔叔在一年多时间里将部队发展了两千多人,而且捷报频传,组建了红七十四师,创建了陕南革命根据地。在新四军五师时,有人向中央打报告,说他和李先念师长犯有路线错误,中央回电肯定了郑、李,批评了告状人,他没有公布电文,对这类事他从不生气也不计较。对告状的两人他一直关心照顾他们几十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18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云、彭真、郑位三、王稼祥、陆定一、吴玉章、徐特立、刘澜涛、李维汉、李克农、安子文、徐冰、齐燕铭。父亲排第八位,行政级别定为三级,由此可看出党和人民对父亲对国家所作出贡献的认可。但父亲功高不自居,不为名利所动心。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报刊、书籍、纪念馆、博物馆,提不提他的名字,或将他的名字摆在什么位置,他从不计较。他曾任新四军二师和五师政委,在军博新四军师长、政委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根本不在乎。他不仅从严要求自己,而且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父亲从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也不说教,他始终相信身教重于言教,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他希望我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正直的人。在理论学习上,父亲希望我们20岁时不仅应该通读《资本论》,而且应该谈出一些想法来。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就是“一切靠自己”。他的胸怀、他的预见性、他的学习精神、他与病魔斗争的顽强毅力让人折服。他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鼓舞了我们这一代,还激励了下一代。
1984年湖北省委要给父亲写传记,作者曾向我们提出找一些国家领导人为父亲题词,我们很理解作者的心意,也知道叔叔伯伯们会题的,但我们更了解父亲低调做事,不爱张扬的为人。姐姐庆还对作者说:“不用了,有题词也抬高不了我父亲;没题词也贬低不了我父亲,我们不想去麻烦那些叔叔伯伯了,写出一个真实的父亲就好。”
父亲生活很有规律,而且十分守时。他每天5:30起床,晚上9:30睡觉。起床后要做自编的操,还要吟诗,十几年如一日,在生活上炊事员给他做什么他就吃什么,母亲给买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从不提要求和意见。但衣着的整齐干净父亲是很在乎的,他认为这是对他人的尊敬。记的“文革”前的一个暑假,父亲要去王府井书店买书,我们几个孩子都想蹭车去王府井玩,父亲是个很守时的人,哥哥知道晚了,穿着拖鞋就跑上车了,父亲看到他要穿拖鞋上街怒斥了他,把他轰下车,没让他去王府井。其实那时夏天穿拖鞋上街已是一种时尚。
父亲一天到晚是看书、看报、看文件,写东西,思考问题,他很少与我们交谈。“文革”前,父亲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讲过几次课,讲怎样练字,怎样写作文,怎样记忆等。我见过父亲悬肘写毛笔字就问他,怎样练的,他说肘上放一碗水,手中握一个鸡蛋。在讲作文时,他给我们分析毛主席诗词,讲《沁园春·雪》时,他还说只有大志向的人,才能写出这样大气魄的诗来。讲唐诗时,他赞扬李白比喻形象生动豪放。在讲记忆时,他说记忆有两种,强记与牢记。告诉我们记忆是可以练的,精力一定要集中,还举毛主席在城门洞读书的例子给我们听。其实父亲是一个有超强记忆天赋的人。他真的可以做到过目不忘。父亲讲的这些引起了我们对诗词的极大兴趣。那是我们几个孩子都是住校,每个星期天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就比着背唐诗和毛主席诗词。
在我心中父亲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我遇到问题就问他,总能得到准确的、有根据的答案。他对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故事如数家珍,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历史经济不仅通晓,还有独到的见解。他看书报文件,有过目不忘的好记忆。尤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有次我听说了斯大林的一句话,回家问父亲,这是哪篇文章里的,我想看全文,父亲用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把那篇文章摆在我眼前。父亲对马列主义的勤学苦思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不到30岁,在鄂豫皖地区就有了“小列宁”的绰号。父亲曾说:“病是我极大之苦,学是我极大之乐。”
文革”开始了,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被打倒了,我家门口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打倒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位三》,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是,刘少奇说:“郑位三是中国马列主义水平最高的……”随着这张大字报的贴出,就是中组部造反派、北京天津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轮番抄家和对父亲的批斗。父亲在17年中写了几千张卡片、几十本日记和几百万字的笔记。他们把父亲的书信、日记、笔记、文字卡片等装进麻袋用卡车运走,从此父亲几十年研究的心血再也没有找回来。抄家时我们常和造反派发生冲突,父亲怕家里人受牵连,就要到中组部去住,妈妈劝他说:“你这不是往虎口里送吗?”父亲说:“没有那么严重。”此后,父亲就被关在中组部,开始了天天挨批斗的生活。康生让中组部成立了郑位三专案组,最主要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和修正主义观点。批斗会常常开成辩论会和父亲的演讲会,为了提高专案组的理论水平,康生他们从中央党校调来了几个搞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人,其中有个姓李的广东人参加了几次批斗会后,对父亲的理论水平和人格魅力产生了敬佩之情,后来他就常去我们家里跟我们讲父亲被批斗的情况。父亲说他不反对毛主席,只是有些不同的观点。他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实际的“左”倾冒进,他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我对于三面红旗主要不赞成两个方面:一、人民公社;二、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总路线我始终没有着手研究过,但我当时内心却有若干怀疑。”“对于人民公社,我有反对的感情,每谈一次,我声色俱变。我认为公社办得过大过早,我当时只赞成少数试验。”“对万户以上的大社以及农村食堂,一开始我就不赞成”、“我不赞成报上登的亩产万斤的说法。”他说你们天天学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的精髓是什么?他的哪篇文章最有建树?见无人回答,他就开始自己回答这些问题。他站着挨斗,批判他的人都坐着,批斗时间长了,他就说句“我累了”,然后,自己去拉把椅子坐下继续演讲,对有些人的谬论他气愤地驳斥时,还拍桌子。有时还向批评他的人要烟抽。小李说他根本不把自己当作挨斗的人,倒像是个来讲课的教授。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可以剥夺他的地位甚至自由,但剥夺不了他的思想和做人的尊严。
1971年7月,我和姐姐庆还接了几个传呼电话,都是母亲红军时期的老战友来的电话,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一个讲话中谈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在提到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中提了郑位三的名字,并说各个部委都传达了这个讲话。听后我们非常兴奋立刻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她可以转告给父亲,这说明中央对父亲的态度。母亲后来回信说中组部干校也传达了总理的讲话,但没有郑位三的名字,并说父亲现在身体非常虚弱,牙齿快掉光了,无法吃东西,天天是开水泡馒头。收到回信,我们立刻给中组部的军代表负责人郭玉峰(1977年被停职,1983年被开出党籍)写信,要求让我父亲回京治病,后来才知道父母也写了回京看病的申请,我们曾多次去中组部催问,但是郭玉峰就是不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有一次我在西单遇到一个刚从干校回京的中组部卫生室的大夫,她告诉我,你父亲现在走路都直打晃,严重营养不良,还晕倒在厕所里。听后我急忙回家和庆商量,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请求让我父亲回京治病。写完信我就骑上自行车,把信投进了中南海北门对面北京图书馆前的邮筒里。三天后,父亲过去的一个警卫员来电话告诉我们,总理办公室给组织部去电话询问了我父亲的情况,我们真没有想到总理这么快就收到我们的信。不久,我们在上班的顺城街第一小学接了一个电话,我刚“喂!”了一声,就听到是母亲的声音,我非常吃惊,立刻就问:“妈妈你在哪儿?”母亲说:“我和你爸爸现在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我兴奋得泪水夺眶而出。下班后,我狂奔到招待所,冲进房间,见到了两年未见的父母,他们都苍老瘦弱了许多,尤其是从未胖过的父亲,瘦得皮都陷到骨头缝里了。在京的三个孩子都赶来了,父母见到我们都很高兴。那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天很冷,风很大,我从学校下班直奔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去看回京的父母。那天只有父亲一人在屋里,他见我就问:“很冷吧?”我说:“不冷,自从妈妈给我做了这件驼毛大衣,我就没觉得冷过。”那件灯芯绒面的驼毛大衣是我考上女一中开始走读后,母亲给我做的。父亲感慨地说:“亏得你们有个好妈妈呀,才饿不着冻不着。”父亲重新开始伏案写东西。晚上我开始咳嗽,我的气管炎病又犯了,父亲放下笔,端起他身边的痰盂向我走来,他的手抖得厉害,他缓缓地把痰盂放在我的脚边,又忧心忡忡地看了看我的状况,又倒了一杯热水放在我手边,我看到他的手背有一片红,我知道那是开水烫的,虽然他水倒的并不很满,但是因为他的手抖得太厉害,水还是洒出来烫着了手。我看着写字台前他瘦弱的背影,脸上一股热泪流淌下来。我从小爱生病,病中一般都是母亲护理我,父亲也常参与,没想到这次是父亲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对我的最后一次护理。父母在招待所筒子楼里住了近一年,母亲只能在煤油炉上给父亲做饭,父亲根本无法很好的治病养病。因此,我们又给周总理写信。三天后,总理指示:郑位三同志工资照发,立即搬回原住处,恢复原待遇。虽然郭玉峰没有全部按照总理的指示执行,但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们搬回了“文革”前的住房。
1975年7月27日,父亲病逝。中组部军代表决定:在中组部食堂开追悼会,不许通知京外亲友,报纸上发条小消息。王震叔叔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第一个赶来看望我母亲,他了解到“四人帮”在组织部帮凶的决定后非常愤慨,立即驱车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李先念同志讲了情况。小平同志听后很气愤,他说:“这么老的同志被迫害死了,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礼堂开。”并对先念同志说:“我主持追悼会,你致悼词。”有人说,八宝山礼堂安排满了,无空时间。小平同志说:“位三同志的追悼会安排在哪天,礼堂哪天就要让出来。”
1975年8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父亲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单位都送了花圈,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谭震林、沈雁冰、张劲夫、郭述申、程子华、宋任穷、胡耀邦、刘华清等数百名父亲的战友、同志来和他告别。1975年8月5日《人民日报》第2版用了1/4的版面登载了父亲的照片和有关追悼会的报道。
我们知道和听到的关于父亲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父亲的爱已被我们感知,我们对父亲的爱更是绵绵不绝。我们为有一个聪明睿智、正直高尚、从善如流的学者型革命家的父亲感到骄傲!
 
(本文作者为郑位三的小女儿。)

                                                                                                                                                                                                                           

                                                                                    编辑:江福元   余珮阳

 
时间:2015-07-20 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