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先念诞辰10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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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怀李先念:毛泽东称赞为“不下马的将军”曾长期分管国家经济工作
 
         2015062308: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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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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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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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初,李先念在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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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11月,李先念在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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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在湖北省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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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李先念与陈毅、粟裕在河南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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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3月,李先念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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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李先念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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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2月,李先念在武汉江面轮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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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李先念在湖北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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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101,李先念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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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李先念在河北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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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6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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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8月,李先念在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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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325,李先念看工作人员对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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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李先念在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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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3月,李先念在七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委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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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5月,李先念余暇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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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李先念与夫人林佳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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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与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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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李先念与小外孙亲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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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月,李先念与家人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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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623,李先念在北京玉泉山度过82岁生日
 
 
编者按6月23日是李先念诞辰106周年纪念日。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一直从事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在重大历史关头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屡建奇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李先念是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26年,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李先念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曾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逝世,享年83岁。
 
毛泽东称赞“不下马的将军”
 
      192711月,李先念参加黄麻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他率部翻越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
干力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在西路军建立的功绩,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毛泽东紧握李先念的手笑称:果真英雄出少年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徐 辉 张肇俊
 
 一、毛泽东紧握李先念的手笑称:果真英雄出少年
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军事领导权重新被确立后,即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
       到5月底,中央红军经过十个月的行军作战,疲惫交困,“拖的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子”。就在这时,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收到了来自雪山那边的红四方面军的电报:

   
   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系。你之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
                                                                    国焘、昌浩、向前
                                       六月二日

来电如一阵春风,迅即传遍中央红军各部,一片欢呼。
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给中央起草了《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徐向前详细介绍了敌方的部署、兵力、调动情况,汇报了红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的部署情况和战斗任务,第二天,连同两幅地图,一起送往红一方面军,并称: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之。
       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毛泽东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连声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成绩。他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力量分散,现在好了,两支力量合在一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
       随后,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毛泽东以十分亲切的目光望着李先念,期待着回答。
       李先念如数家珍: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与兵源估计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红军如果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趁现在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
       毛泽东听得很投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李先念补充道:“我们来懋功的路上,人烟稀少,只看到少数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给养。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行动,不容易生根立脚。向西北去条件更差。”“依我看,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红军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两军会师后应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说得好,很有见解,真知灼见呀!”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许。“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
       1984年6月15,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对索尔兹伯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们到后,他们(指红一方面军)跟着就到了,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也只给他们补充了一千多人。确切地说,做得太不够了。当时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1937年12月26,经过“西路军”征战的李先念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乘汽车离开兰州,经西安到达延安,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休息待命。
       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晚饭后,在十分详和的气氛里,毛泽东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他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棉衣,没有医药,没有子弹,但坚持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着意培养。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李先念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之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李先念没有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而改任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二、毛泽东称赞李先念的做法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全面抗战打响后,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队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继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在鄂中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并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使中原敌后产生了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领下,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1月3,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意图,从苏皖敌后给李先念发来指示:“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
        4月17,李先念、任质斌等率纵队主力东进,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展开攻击,击溃了顽军,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边区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反顽自卫战争,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月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电中,不仅充分肯定李先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并明确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经中央肯定和传播的鄂豫边区之新鲜经验,对发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但它来得这么快,却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是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中国。中国何处去?毛泽东在思考,蒋介石也在思考。民族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大地。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剑锋直指解放区。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天,毛泽东就对孤悬敌后,独撑武汉外围抗战局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来指示,对第五师和边区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指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伪军反正、投降,并按指定地区驻扎,否则即予以消灭,立即投入准备对付内战这一新的严重斗争。”
       对抗战胜利到来后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李先念也忧心忡忡。他与郑位三、陈少敏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形势突变,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们领导机关及干部,对此全无经验,加之地区辽阔,难以照顾周全,深抱急忧……国内蒋军必四方逼近,我主观弱点太多,虽有兵4万,但地区太大,不敷应用。且今后内战需要正规战、运动战始能解决问题。我目前全力抢武器、资源,作一切准备,着重为了应付内战。”因此建议:(一)某些地区、特别是平原丧失后,应以大别山西部、桐柏山东部为反内战基地。(二)八路军南下二梯队立即星夜出发,暂在边区待机一时,协助控制山地,调整阵容。最好能留在边区,则可整编四至五个旅,应付内战,更有把握。
       李先念决心坚守中原、加强中原的战略性建议,深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书记”。
        8月15日,毛泽东谆谆告诫李先念:“时局虽急变,大局于我有利,你们是有经验的,必须对付新环境!只要手里集中一至二万精兵,什么也不怕。整编四五个旅甚为重要,半月左右能否完成?”这次来电,就意味着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建议作了肯定的回答。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其速到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在应邀去重庆谈判前,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告之密切关注东北和中原问题。
       10月11日,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署的第二日毛泽东回到延安。由于过分的紧张工作,毛泽东于11月中旬病倒了。
       1946年6月,毛泽东的健康基本恢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原解放区已是大军压境,战云翻滚。经过精心部署的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靖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靖区,按既定计划,先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中原军区司令部宣化店,实施攻击。
        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无比的勇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指示中原解放军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粉碎敌人的阴谋。
        6月23日,在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以党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突围部署,分路举行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对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四、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你不当财政部长,只好把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

        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北京,迎来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将就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李先念刚出北京前门车站,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李先念亲切握手。
        李先念在北京饭店稍事休息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和刚卸任财政部部长、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事先知道这一决定,所以并不觉得突然。尽管人已经来到北京,但他内心还是感到难以胜任,所以再三诚恳地摆出种种理由,试图说服两位老领导、老战友理解他,请中央另物人选。陈云、邓小平分别给他讲了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电话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题,向主席提出,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李先念着急了,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1958年,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访问中国。毛泽东安排了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与他见面。毛泽东对格瓦拉说:“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陈云向中央提议和推荐李先念任财政部长,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也是经过全面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为他作风正派,诚实,有政治头脑和原则性强。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回忆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在很短时间里,就适应了工作环境,很快进入角色。”
 
       正是由于李先念的谦虚谨慎、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很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个职位上,干了22年,协助周恩来、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首当其冲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9月25日,毛泽东为李先念的检讨报告是否下发的问题,找他谈话。这次谈话给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讲述这次谈话的情况。
        李先念说: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没有起床。他叫我进书房,一见面他就说,杞国人来了。接着就问我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习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很吃惊,就坐下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情况。
        李先念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还提出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听后,尽管心情很沉重,但对李先念的态度却有了根本的改变,请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再次真实地了解了李先念,不仅对李先念的气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
        此后,李先念指导粮食部门摸清粮食的实际产量,消除虚假现象,为此还采取了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过秤入仓的办法。
       为了保证大中城市粮食不脱销,李先念不仅仔细研究、亲自计算粮食部的每期粮食购、销、调、存进度表,还向各省打电话询问或者找人来听取汇报。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告,提出先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议,以解决急需。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后来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抢运到国内粮食43亿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李先念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保证粮食供应,不仅为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立了大功,也为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文革”中,毛泽东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保护了李先念
 
1966年,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全国出现了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以至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李先念这个老革命,也受到了“炮轰”。
       最早“炮轰”李先念的,是财贸口的大专院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当财贸口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贴出要打倒党委的大字报,还驱赶制止他们这种行为的工作组时,李先念为避免混乱,从大局出发,做出指示:财贸口的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不能乱给干部扣帽子,不能乱揪乱斗领导干部,不能赶工作组走,揭发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能乱给干部上纲上线,不能乱说干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还要求工作组不能撤,要顶住,要稳住阵脚,努力做好群众工作。李先念的这些指示传开后,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立即把“炮口”调过来,一齐“炮轰”李先念,攻击他是“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想打倒李先念,夺财贸口的大权。
       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说服他们不要“炮轰”李先念。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造反派们打不倒李先念,就对他进行刁难,并于1966年11月制造了所谓“出国风波”。
       当时,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恩来考虑,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派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团长。但此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不干了,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开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检查,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副团长出国,“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把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讲清了。毛泽东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了一句话: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向造反派们亮明: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
       1972年11月22下午,李先念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湖南省的领导王治国、毛致用等人陪同尼泊尔王国年轻的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来到韶山。
        一下车,李先念就转身对尼泊尔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毛致用等人说:“在五十年代我就想来。六十年代也想来,可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沾首相的光,中央派我陪同,终于来成了。比斯塔首相,我应该谢谢你。”
       “我们尼泊尔应该谢谢中国,谢谢毛泽东。你们是一个大国,自1955年两国建交后,我们一直和睦相处,中国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比斯塔首相真诚地说。
       “你们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呀。去年中国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是和尼泊尔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分不开的。毛主席说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李先念诚恳地说。
       宾主笑意盎然,步履轻轻,走向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座落于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的小山冲中的毛泽东故居泥砖青瓦,土木结构,是中国南方最常见的普通农家住房。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前,比斯塔首相简直不敢相信地问了两次:“毛泽东就是在这座房子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农民?”大家一个个地点头,作出肯定回答。
       比斯塔首相无话可说,他与夫人亲切地耳语着。美丽的夫人听完后,笑了起来。
       首相说的是什么呢?李先念等不得而知,疑惑着。比斯塔首相向翻译点点头,示意翻译。
       原来比斯塔首相和他的夫人讲的是他在美国哈佛读书时的一次“豪赌”故事。当年比斯塔首相在哈佛大学攻读学位时,曾与同学讨论二十世纪各国领导人谁最爱读书?谁的结论被大家共同接受,谁将获得50万英镑。有的人认为是英国的丘吉尔,有的人认为是法国的戴高乐,有的人认为是美国的罗斯福,最后一个人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大家互不相让,各自摆出关于他们举出的领导人的理由,他们的著作,他们写第一篇文章的年龄,用他们的书治国的才华,简直是旗鼓相当,不分伯仲。就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提毛泽东名的那个学生表示他还有话说,他问了三个问题,全球什么职业的人最多?农民。哪个国家的古书最多?当然是中国。那么,当今领袖哪个能够在马背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还能读书写出第一流的诗篇?这个学生说:毛泽东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所有的参赌者都服气了。
       比斯塔首相说:亲爱的中国同志,请你们猜一猜这个赢了钱的学生是哪里人?接着他做了一个手势加动作。
       这一下说什么的都有,比斯塔首相笑而不语。李先念的食指和中指点了点额头又捏了捏鼻梁笑了。首相相视一眼也笑了,说:“您猜对了。”
       李先念解释道:“脸面又称台面,鼻梁弯弯的,自然是台湾了。”李先念话一说完,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毛致用笑着对李先念说:“过去在湖南一直听说你是毛主席的一把铁算盘,今天看来你还是一把不动声色的活算盘哩。”
      “你说错了,毛主席的铁算盘是陈云和李富春,他们教我学会了搞经济。徐向前是我打仗的老师,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是我搞经济的老师,毛主席是我一辈子革命的导师。”
 
主管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
 
1954年,在考虑财政部长的人选时,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5月,陈云见到了刚到北京的李先念,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听后诚恳地表示: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理解他,另外考虑人选。陈云耐心听完李先念解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李先念和陈云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又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告诉李先念: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经济界"四大名旦"之一李先念的财政部长生涯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霞 飞(北京)
 
李先念1954年奉调进京,担任了新中国的财政部长。经过不懈的探索,他很快便成为党中央、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信任的中国财政“当家人”。可是,历史的巨澜,又将在他的面前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呢…… 
上    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先念在湖北省工作。他当时担任湖北省党政军的“一把手”,同时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在湖北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经过军事斗争,完成了剿匪的任务,全省乡村建立了人民政权,土地改革进展顺利,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湖北经济恢复得也很快。这些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
        更令中央注意的是李先念领导中南各省打的经济仗。当时,主管湖北省工作的李先念,同时也分管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刚解放时,中南地区各省经济十分萧条,生产停滞不前,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与此同时,不法分子趁经济混乱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企图在乱中发财,广大人民群众一时生活十分困难。李先念本来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在他的领导下,中南地区各省连打了几个经济仗,打退了资本家的猖狂进攻,稳住了市场,控制了物价,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解决了当时中南地区各省的粮食问题。
        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李先念的工作十分赞赏,特别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中南各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而且,两个人经济仗的打法,竟不谋而合,李先念在工作中的做法也多与陈云的思路相似。
        1954年,中央在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并取得胜利后,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在考虑财政部长的人选时,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
        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陈云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李先念进京工作,任国家财政部长。
       1954年5月,陈云见到了刚到北京的李先念,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听后诚恳地表示: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理解他,另外考虑人选。陈云耐心听完李先念解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李先念和陈云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又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秘书长,兼财政部长。他告诉李先念: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这不是也当了吗?你还是当吧,我相信你。李先念仍对邓小平解释说:我长期在军队工作,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还是外行。这样重要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外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邓小平说: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和陈云、邓小平谈话之后,李先念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他说自己难以胜任财政部长,并不是谦虚,而是发自内心的担忧。李先念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在艰苦劳动中自学一些文化知识,但文化水平总体上还不算高。参加革命后,他常年带兵打仗,没有机会集中学习。在新疆时,他曾补习过半年文化,在延安的马列学院,他又学习了半年,但当时李先念一心一意想着到前线去带兵打仗,最关心的是前方的战事,对有的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课程,听不进去。现在让他当财政部长,不懂得经济理论知识的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
        这时,毛泽东听邓小平说李先念已经来北京了,非常高兴,又听邓小平介绍了李先念的顾虑,就想马上找李先念谈一谈。6月1日,李先念应邀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我当不了财政部长,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由其他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毛泽东面带微笑,听完李先念的话,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对李先念触动很大,也使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向毛泽东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坚决去干,还要争取干好。“
“勒马缓行”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头脑发热,在经济建设中产生了不顾实际、盲目冒进的倾向。处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第一线的李先念,比较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
       他发现,在制定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多。国家原来计划投资112.7亿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本来已经很高了,但各地区和各部门还是觉得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增加。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干部也赞成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这样,就促使国家计划一增再增,最后增至200亿元。“一五”计划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694个,增加到745个,后来又追加到了800多个。追加资金、追加项目,每一笔都要从李先念那里经过。李先念觉得,这种经济上的盲目冒进,不是好现象,国家财政是负担不起的。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将使国家财政资金和市场供应难以承受。于是,他主动向周恩来、陈云提出,要把财政计划指标压下来,并得到了他们的赞成。在国务院出面组织召开的两次各部门各地方领导干部会议上,李先念运用他掌握的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反映国家财政经济方面实际情况的数据,如实地向与会同志做了说明,并耐心地做大家的工作。李先念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参加会议的人员同意把1956年的基建投资压缩到147亿元。李先念经过认真计算,认为还压缩得不够,经过他再次做工作,大家又再次同意,压缩到140亿元。
       但是,到195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主张:要加大基建投资,加快建设速度。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表示赞成,陈云持保留态度。列席会议的李先念则从财政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国家建设一定要与财力相适应,如果超过负担能力,财政就会出问题,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反而上不去。毛泽东虽然认为可以考虑李先念的意见,但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头脑都发热的情况下,李先念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了研究经济问题,找各部长谈话,也找了李先念。谈话时,李先念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毛泽东所接受,并写入《论十大关系》,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此文中所说的,要快速发展,就要打好基础的观点。
       虽然如此,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应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变,在实际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时,他仍然主张高速度。但与此同时,中央高层领导内部也形成了一种反对冒进的观点,这就是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代表所主张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由中央宣传部出面,以陆定一和胡乔木为主,写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李先念是拥护这一社论的,他在实际工作中也认真贯彻反冒进的原则。在主持财政部的日常工作时,他坚决压缩过多的基本建设指标,力争保持财政平衡。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其他领导干部宣传反冒进的观点。1957年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信贷、商品都入不敷出,而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城市人口都增加了,这说明,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我们国家搞建设,必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才能稳步发展。三大平衡,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三大平衡的每一项,都有保持平衡的界限,我们不能突破这个界限。只要我们保持在界限之内发展,就是遵循了三大平衡的客观规律。具体说,在财政工作中,我们就是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现在,我们就要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李先念强调:搞建设,也和打仗一样,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有很多同志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现在,中央提出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李先念十分清楚,此时公开提出“勒马缓行论”,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但他基于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还是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果然,毛泽东对反冒进十分不满。1957年底,他开始批判反冒进。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四次明确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不满。第一次,是在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南宁会议上,他向与会者下发了12个材料,这12个材料都是主张反冒进的,被作为会议批判的反面教材。其中,就有李先念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第二次,也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直接点了李先念的名。他说:《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发表时,离李先念同志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李先念的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第三次,仍然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李先念关于财政工作的汇报。汇报中,李先念仍然讲了三大平衡的观点,还如实汇报了财政、商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不满意,几次插话,打断他的汇报。第四次,是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说,国务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多搞,一种是少搞,财贸系统就主张少搞,在反冒进中起的作用最大。他还批评李先念提出的稳妥可靠的观点,说:所谓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
       李先念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情十分沉重。不久,在反冒进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都受到批评,做了检讨,这样,李先念也不得不做出检讨。
       1958年2月18,李先念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就反冒进问题违心地做了检讨。但他同时又说,在计划经济中,一定的平衡是必要的,不能否定平衡。今后怎么搞财政经济?我认为陈云同志讲的对,我的意见,还是照陈云讲的那几条办。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先念继周恩来、陈云之后,又一次做了检讨。
       在反冒进的同志都多次做了检讨之后,毛泽东也表了态:在反冒进问题上,是我们内部的一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不是路线上的,而是在具体做法上的争论。毛泽东这样为反冒进定了性,就在这个问题上解脱了一大批同志,批判反冒进,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积极纠“左”
 在对反冒进进行反复批判的基础上,“大跃进”发动了起来。但是,由于“大跃进”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国民经济全面失调,同时,在“大跃进”中,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也刮了起来,这不仅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许多地方的人民生活陷入了严重困境。
        原来就主张反冒进的李先念,在“大跃进”中,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中央领导干部,他不赞成过快地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关系,不赞成对粮食高征购,对一些吹牛吹出来的数字,也持怀疑态度。
        在“大跃进”中,李先念认为自己有必要到基层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在“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先后前往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在河南,他发现农民口粮不多,棉花大片大片烂在地里无人采摘,同时也发现基层报上来的数字水分太大。在河南,他看到一个工人背来一麻袋钢铁,就走过去敲了敲说:这不是钢铁,什么也不能造。他还进一步了解到,炼出这种钢铁的原因,是土高炉的温度达不到。他又注意到,干部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
        回到北京后,他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发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决定纠“左”。李先念是纠“左”的积极拥护者。1959年4月14日,他在商业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直截了当地指出:“大跃进”的经验是不够成熟的。我们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要快到什么程度,要经过实践证明。“大跃进”中,我们热的多,冷的少,虚的多,实的少,“大跃进”中有唯心论。“大跃进”“跃”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经验还不成熟,可能会爬到一定程度又掉下来,掉成“马鞍形”。他要求大家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多谋善断,反对浮夸、说假话。在1959年4月,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了“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了纠“左”的十个措施。5月,他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就粮食工作问题,提出了纠“左”的措施。
        李先念纠“大跃进”中的“左”,主要是从财政工作入手的。1959年上半年,他提出:要查清财政、信贷、物资工作中的严重浮夸问题,说假话,报假数字的问题。他还起草了《当前财政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的报告,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周恩来对这个报告给予了很大支持,准备提交庐山会议讨论。
        不料,在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坦言“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随后又在全国开展“反右倾”的斗争。
        在“反右倾”斗争中,李先念也受到了牵连。本来,在庐山会议初期,他就在发言中提出:要总结“大跃进”中正反两方面经验,不应当上的项目,要舍得下马。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彭德怀见到李先念时问他:对我的信有什么看法?李先念明确表示:赞同彭总的意见。李先念在7月20日的小组会上发言时,也明确表示了支持彭德怀的态度。他坦言:办食堂存在很浪费粮食的现象,办人民公社步子太快了,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水平估计过高了。“大跃进”违背了综合平衡,这是我们的主要教训,今后必须注意三个平衡。对小高炉要整顿,对小高炉的账要细算。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庐山会议开始“反右倾”时,他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之一,并被定为思想上“右倾”。李先念不得不做检讨,不得不“交代”他在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来往和谈话的内容。由于李先念的发言没有超出会议讨论的范围,口气又很和缓,没有直接否定“三面红旗”,因此,没有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财贸口是“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地方。1959年9月初,他决定把财贸口和农林口合并,由谭震林主持召开两个口各部的党组书记开会,集中几天时间,批评帮助李先念。李先念又不得不多次做检讨。那一时期,毛泽东对他很注意,多次要求把他的检讨稿调去亲自看。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李先念的检讨稿之后,约他去谈话。毛泽东和他一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毛泽东又问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不要学那个杞国人呀。李先念心里明白,毛泽东这是在批评自己。但他依然不改磊落、直言的本色,对毛泽东说: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十分吃惊,他吃惊李先念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讲话,同时也明白,李先念话中有话,一定有很多隐情要说。于是,他让李先念细谈。李先念如实汇报了全国粮食供应情况,毛泽东不但耐心地听李先念讲,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与李先念谈话后,表示:支持李先念为解决几亿人民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这句话表明,他继续支持李先念当财政部长,主管全国的财政、贸易、商业工作。
        自从这次谈话之后,李先念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起了在实际工作中继续纠“左”的重担,与全国人民共同渡过了60年代初期的难关。 
 
“四 大 名 旦”
 
 李先念知道,财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财政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可是,这些他都没有,怎么办?他认准了一个字:学。
        李先念给自己订了一个学习计划:用一年读遍读懂马恩列斯毛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有关政策和法规。但艰巨而又紧迫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需要,促使李先念加快了学习的进度。他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领袖们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著作,并且对这些著作有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把握。
        除了读书之外,李先念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在开会时向财政经济专家学习。他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时,总是有许多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参加。他把这些会议,当作向这些专家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开会时,他总是让专家们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
        李先念对我党著名经济专家陈云十分尊重,对财政部前任部长邓小平也十分尊重,真心拜他们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当时,陈云在中央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二人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在实际工作中,李先念经常打电话或登门向陈云请教,陈云也真诚无私地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介绍给李先念。有问题,两个人就共同商量。李先念从陈云那里学到了不少管理财政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尤其是陈云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他的影响很大。
        邓小平作为前任国家财政部长,富有理财经验。李先念也经常向邓小平请教,他对邓小平提出的理财方针十分信服,在工作中也认真贯彻执行。特别对邓小平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归口包干、结余不上交的理财方针,理解很深。他常说:如果没有这些方针,钱再多也可以花掉。
        李先念还常虚心地向他的下级学习。李先念任财政部长时,财政部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尊重每一个干部。李先念知道,财政部的干部,都是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业务内行,有渊博的知识和工作经验,凡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别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
        由于李先念刻苦自学,虚心请教,加上他记忆力强,悟性高,他不仅很快就担起了财政部长这副重担,而且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在中央高层研究重大经济问题、拟定重要决策的会议上,李先念的发言总是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而且,国家许多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数字,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会上,他能脱口说出许多重要的数字,并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对比。他提出的意见、方案,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具有长远打算。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对李先念的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算一个,陈云算一个,李先念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
遭遇“文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李先念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部长,他工作的最主要方面仍然是财政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努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先念也受到了冲击。最早“炮轰”李先念的,是财贸口的大专院校。北大、清华陷入混乱后,这两个高校搞大串连的红卫兵到财贸口各高校去串连,使动乱的风潮很快波及财贸口的大专院校。这些院校的红卫兵也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贴出要打倒党委的大字报,还驱赶了制止他们行为的工作组。这一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做出指示:财贸口的大专院校搞“文化大革命”,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不能乱给干部扣帽子,不能乱揪乱斗领导干部,不能赶工作组走,揭发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能乱给干部上纲上线,不能乱说干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还要求工作组不能撤,要顶住,要稳住阵脚,努力做好群众工作。李先念的这些指示传开后,立即给自己惹来了麻烦,造反派们把“炮口”调过来,一齐“炮轰”李先念。他们攻击李先念是“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干脆把李先念当作“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来“炮轰”。造反派们的目的,是在打倒李先念后,把国家财贸部门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夺财贸口的大权。财贸口机关的造反派也趁机纠集起来,干扰李先念的正常工作。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们不得不停止“炮轰”李先念,使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摆脱了困境,能够正常地开展工作。
       李先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出面稳定局势,保护干部,努力维持财贸口正常的工作秩序。他亲自到动乱最严重的财贸口大专院校去做群众工作,劝分裂成两派的组织不要打派仗,不要揪斗领导干部。他到财贸口各机关去,明确表示: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抓工作,我支持你们。他领导拟定了《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做好经济、贸易、财政工作。这个通知经周恩来批准,由国务院发出后,对稳定全国经济形势,起了关键作用。
       李先念稳定局势的努力,引起了造反派们的责难和攻击。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他们打不倒李先念,就找他的“茬”,对他进行刁难。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周恩来考虑,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因此,派他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任副团长。但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汇报了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毛泽东一发话,造反派们只有偃旗息鼓了。
        但是,到1967年1月,造反派们的造反行动扩大了,并且目的也不在于打倒所谓“走资派”了,而是夺“走资派”的权。财贸口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不顾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财政大权不能夺的指示,开始酝酿夺取财政部的权。1月,财政部的造反派宣布打倒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吴波,宣布夺财政部的大权,财贸口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也进驻财政部,成立所谓“接管委员会”。财政部的工作完全瘫痪。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李先念去财政部解决问题。李先念到财政部后先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规劝他们放弃夺权,然后亮出了周恩来的指示,并对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夺权的个别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造反派们不但不服从,反而把他的指示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中宣扬,然后串连起来,一同“打倒李先念”。周恩来在听取李先念的汇报后,决定与李先念一起,接见财贸口的群众组织代表,制止造反派夺权,保住国家的财政大权。
        1967年2月17,李先念陪同周恩来接见了财贸口的造反组织代表。周恩来严正指出:财政大权是毛主席的权,是党中央的权,中央的财政大权不能夺,你们夺了中央的财政大权,中央还有什么?我们如果让你们夺了财政大权,就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毛主席。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长,毛主席信任他,我们信任他。周恩来讲完之后,李先念在讲话中对造反派头头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有些人手伸得太长,要包打天下,太不像话了。你们就是要把我打成牛鬼蛇神,我已经不能再忍耐了。要讲革命性,也要讲纪律性、科学性。有些材料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这样干行吗?你们要打倒吴波,有什么道理?
       
这次接见后,李先念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造反派见无机可乘,只好悄悄退出了财政部机关,不敢再夺权了。
        就在李先念艰难地支撑着国家财政危局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又使李先念卷入了一场“揪叛徒”的风波。
        1967年4月29,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从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年5月29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李先念审阅时批道:当时忙于军队工作,这件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批示转到康生那里,一贯整人的康生认为这是整倒一大批干部的好机会。他于5月6日专门到中央组织部讲:现在发现了一个文件,1946年中原突围时,陈少敏、郑位三允许自首,组织部要收集材料批判。康生的话很快就在造反派中间传开了。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认为找到了打倒李先念的机会,他们专门派人去揪斗陈少敏、郑位三二人,逼迫他们说自首是当时中原突围时最高领导人李先念批准的,李先念是叛徒头子,同时,派人到处去收集李先念的黑材料,又把“二月逆流黑干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等所谓“旧账”重新翻了出来,把这些材料作为打倒李先念的“资本”。康生认为,整倒李先念的时机成熟了,便把造反派们搞的黑材料送给毛泽东,期望一向憎恨叛徒的毛泽东有个批示,他拿着这个批示,就可以把李先念彻底搞垮。
        事态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周恩来、李先念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了。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派人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李先念还找到当时的知情人王震、王树声等老同志一起回忆此事。经过老同志们回忆和查证后搞清:中原突围时,李先念忙于军事上突围的准备工作,地方工作由陈少敏、郑位三二人负责,陈、郑二人出于保护革命力量的考虑,可能口头商量后,并在小范围交代过:为使我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可以以农会会员的身份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这个事情李先念根本不知道。当搞清这个历史问题之后,李先念明确表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是错误。
        事情完全清楚后,老同志们商量,由李先念出面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个报告,讲明白这件事。6月19日,李先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毛泽东看了李先念的报告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把康生送来的黑材料压了下来。隔了几天,他特意让秘书打电话给李先念,请他一起去看戏。李先念在剧院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特意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头一句话就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毛泽东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表达了对李先念的信任。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李先念渡过了“抓叛徒”的难关,他不但继续在财政部长任上工作,还把财政工作抓得更紧了。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后,一批老同志被分别下放到工厂里劳动。李先念被下放到了北郊木材厂,但他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职务并没有免除。
        到北郊木材厂,李先念心里是高兴的。他以前干过木工,到北郊木材厂劳动,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在北郊木材厂“支左”的军宣队的领导人与李先念早就熟悉,对他十分尊敬,给他以很多照顾;更重要的是,和工人们在一起,他心里感到畅快。在北郊木材厂,李先念仍然关注着全国财政经济情况。当财政部的一些中层干部来向他请示一些重大问题时,他都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
 好助手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李先念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抓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停顿,经济下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日夜操劳,肩上的担子很重。当时,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有的被打倒,有的生病住院。能够继续工作的,只有李先念。周恩来也把李先念当作自己的得力助手,把很多重要工作交给他去做。
        九大以后,李先念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身份,主抓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为此,他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意见,拟定计划草案。他在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的同时,亲自抓了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汽车制造厂等重点工程建设,协助周恩来引进51.8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75年初,邓小平代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李先念作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坚决支持邓小平对工业的整顿,两人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对此,李先念想不通,也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不久,患上了心脏病,只好向中央请假。此后,李先念对“四人帮”搞批邓等政治活动,都以养病为由,拒绝参加。他还向毛泽东写报告,明确说:我过去对邓小平的一切措施,都是积极支持和坚决贯彻执行的。如果邓小平错了,自己也错了。自从他把这份报告交给毛泽东后,就再也不参加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全国的财政工作,这对于全国财政大局的稳定,十分重要。
        1976年9月9,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李先念认为自己应该起来和“四人帮”斗争,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重新站出来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并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李先念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此后,他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了。
 
善于学习的老一辈革命家

 

 
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李先念出身贫寒,略读私塾,没有进军校受训,也没有出国深造,竟然能够从普通一兵到将军,而且往往是临危受命,独当一面;他没有攻读经济理论,却从军事工作转向经济领域,而且很快精通管理得非常好。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从实际中学习,向别人学习。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李先念:“三朝元老”功勋卓著
20101029155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梁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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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和李先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67年的革命岁月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不下马的将军”:主政湖北,造福一方

       192711月,李先念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他率部翻越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在西路军建立的功绩,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1949
5月,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湖北是李先念的家乡,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主要地点之一。当时湖北刚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李先念主政湖北后,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家乡解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战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过渡。
      
曾经担任过李先念秘书的黄达回忆说: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是指煤炭,是指大米和布匹等。当时,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也随之暴涨。黄达说:当时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由于措施得力,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陈云称赞说:李先念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这是对李先念的很高评价。

      
治国功臣: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4
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富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李先念成为候选人之一。后经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上任后,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经济思想以及中央的有关文件、指示,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凡属于财贸工作的重要问题,他都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请示汇报。此外,他还特别注意向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学习。陈云的求实精神以及管理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李先念说陈云是教会他管理财政的老师。
      
在领导经济和财贸工作这一新的岗位上,李先念还非常重视依靠财贸办公室集体领导的智慧和力量。同他在一起工作的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学识渊博,业务精通,经验丰富,是财贸战线的行家。李先念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学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积极采纳他们的正确主张。多年和李先念一起工作过的段云曾回忆说: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很快便掌握了这一方面的有关知识。后来的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丙乾也说:他地位虽高但不自居,经常找一些司长、处长和有业务专长的一般干部,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他这种抓住问题力求弄通弄透,广开言路的工作作风,激励和推动着大家研究财政经济情况,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解决问题,开拓前进。
       
就这样,李先念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赢得了中央最高领导的信任。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称赞说:建国之初我们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管理人才,于是,我们只好抓了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6
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
      
不过,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位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所以,在他的传记里,人们尊重了老人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
 
中流砥柱:“文革”中辅佐邓小平力抓整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袭来,全国的政治、经济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对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此期间,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坚定立场,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9672月,李先念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受到严重冲击。但他并没有被极左势力吓倒,仍然尽可能地做挽救工作,尽量减少由于动乱造成的损失。
        1975
1月,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2
月初,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委和有关负责人会议,明确副总理分工问题,由李先念协助邓小平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此间,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江青集团作斗争,推进了全国整顿工作的开展。在四人帮企图阻止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时,李先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坚决主张邓小平出席。在为召开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中,李先念积极提供情况,参与和协助邓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一起在周恩来病榻前商定国务院各部委的人选。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要了解当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下一个年度的计划及长期发展的设想。李先念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李先念虽然不分管文化、教育科技工作,但他仍然关注这方面工作的调整和整顿。在四人帮发动对电影《海霞》的批判时,他和朱德等同志一起调看此片,一致表示肯定和赞赏,并建议放映这部电影招待国际友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全国上映这部电影的建议。在得知毛泽东讲老九不能走后,他立即到水电部去传达这一指示,严肃批评那些轻视、诬蔑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和错误看法,重新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进行全面整顿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地发难。他们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55月,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李先念同邓小平、叶剑英等一起,就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反经验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批评和质问。这是多年来批评四人帮最严厉最尖锐的一次会议。
李先念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作出了极大努力,也为结束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紧要关头:重拳出击,粉碎“四人帮”

            197610月,中国政坛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在这一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李先念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期间,他坚决地站在华国锋一边,全力支持华国锋的工作。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元帅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剑英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警觉到了江青集团的危险。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北京西皇城根9号院李先念的家。
      
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华国锋对李先念说:我们同他们(指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问题。李先念当即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两天后,李先念借心情不好去香山散心。汽车快到香山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住处。
      
叶帅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下后,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并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两人只谈了30分钟。随后,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筹划粉碎四人帮,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拨乱反正:经济改革的先导
 
19778月,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积极推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
       1982
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新宪法颁布后当选的第一位共和国主席。
      
此后,他相继去了许多省市,视察企业、港口、工程项目、经济开发区和农村,了解当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指导工作。在外事工作方面,他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的20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
       1988
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这期间,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根据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他十分关心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为了促进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倡导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中国扶贫基金会,并亲自担任名誉会长。
      
李先念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后,仍然十分关心水利建设。兴建三峡水利工程一直是他的梦想。他坚信兴建三峡水利工程会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变水患为水利。为此,他先后多次去实地考察,听取专家的汇报,力促尽快上马。他参与领导了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水电站,为三峡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即使在患病住院期间,他也在关注着三峡工程论证的情况。当得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后,他兴奋不已,动情地对身边的人说: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遗愿,我也是做梦都想建三峡,三峡也是全国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兴建三峡,以了却我们的心愿。
   
三朝元老”:“毛泽东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出身贫寒,略读私塾,没有进军校受训,也没有出国深造,竟然能够从普通一兵到将军,而且往往是临危受命,独当一面;他没有攻读经济理论,却从军事工作转向经济领域,而且很快精通管理得非常好。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从实际中学习,向别人学习。对此,薄一波曾回忆说:李先念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1935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当时只有26岁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1987
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陈再道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要求子女做普通人的工作
 
尽管没有多少时间和子女在一起,但李先念对孩子们的要求却没有降低。他定了许多规矩,甚至包括不准穿背心、拖鞋上桌吃饭。吃饭时,他把孩子们掉在桌上的饭粒拣起来放进自己嘴里。他的衣服、鞋子穿了很多年,补了又补,仍不舍得扔掉。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可从来不许孩子经商。家中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李小林说:我父亲教育子女,非常严格。他对外人比对我们宽容。我爸爸就是要求我们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能当官,不能赚钱,更不需要出名,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家风。
 
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继承父志 重业笃行
  
                                                                                                          2008年07月04日07:4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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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林在今年两会。    董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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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林近影
 
如果根据一个人的外貌判断其性格,那么在李小林的身上恐怕就会有反差。她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文雅端庄,平静内敛,但你若与她深谈的话,就会感到她是快人快语,敢作敢为。若找几个词来形容她,那就是激情、阳光、务实、执著。
 
爸爸影响了我一生”
 
一般来说,家里的“幺儿”都会受到父母的宠爱。作为李先念最小的孩子,李小林与父亲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即将迎来李先念诞辰100周年之际,李小林对父亲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我觉得我爸爸属于那种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顾全大局,而且是个非常宽容的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过他抱怨过任何事,国事、家事,什么事情都自己去消化。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是以很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永远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为重,从来不去考虑个人的得失,所以他很受人敬重。”
作为老一辈革命者和新中国的建设者,爸爸的人生历程包括两方面,一是砸烂一个旧社会,二是建设一个新中国,很少有时间顾及到家。但爸爸非常注重建立良好的家风,教育好子女。爸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从来不要求我们像他一样生活,但爸爸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们,爸爸影响了我一生。”
对于小女儿李小林,李先念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评价。一次,他在接见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会长时,外宾问他:“你是怎么培养你这个女儿的?”李先念说:“我这个女儿从来不听我的话,她的成长完全是她独立的。”
李小林从小生性好动,兴趣广泛。游泳、打球、弹琴、舞蹈、美术等等,她都喜欢,父亲开玩笑地说,她是典型的“小猫钓鱼”。李小林曾憧憬长大后当一名“白衣天使”,父亲帮她分析说:“当一名医生的想法不错,但是你从小就胆小,既怕血又怕死人,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吗?你得好好考虑考虑。”
小时候,我们和爸爸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爸爸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他每天早晨5点半或6点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我们起来见不到他,中午我们在学校也不回来,等到晚上8点多钟我们做完作业休息了,他还没回家,所以很少见到他。”李小林说。
尽管没有多少时间和子女在一起,但李先念对孩子们的要求却没有降低。他定了许多规矩,甚至包括不准穿背心、拖鞋上桌吃饭。吃饭时,他把孩子们掉在桌上的饭粒拣起来放进自己嘴里。他的衣服、鞋子穿了很多年,补了又补,仍不舍得扔掉。“晚年时的父亲身体欠佳,医生说要补充维生素,家里就每天给他榨一杯橙汁,当他得知榨一杯橙汁要五六个橙子时,心疼地说:‘太浪费了,以后不要榨橙汁,吃两个就行了。’”
父母希望孩子经风雨,见世面,在艰苦的环境里得到锻炼。15岁那年,李小林参了军,她种过地,喂过猪,挑过粪。回忆起这段生活,她总是充满感情。正是在部队这几年的磨练,形成了她果断处理事务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个性。
18岁那年,社会上兴起了学外语热,她又想学外语,父亲说:“你干什么我都不反对,但你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1972年至1975年,李小林考入武汉大学外语系学习,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当了一名普通翻译。33年来,除了赴美攻读硕士、出任两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外,她一直工作在对外友协的岗位上。正像父亲希望的,她要把这一行干好。
在婚姻大事上,李小林也体现出充分的自主意识。“在我的婚姻上,爸爸从来没有干预过,非常开明。”李小林笑着说:“我选择爱人的条件非常简单,一是年龄要比我大,二是不抽烟,三是对我好,就这么三个条件。我这人最讨厌抽烟的人。在我妈妈的反对下,我爸爸后来也不抽了。我妈妈是医生,所以,影响我也不喜欢和抽烟的人在一起。”
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可从来不许孩子经商。时至今日,李家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李小林说:“我父亲教育子女,非常严格。他对外人比对我们宽容。我爸爸就是要求我们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能当官,不能赚钱,更不需要出名,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家风。”
 
情系红安
 
李小林的老家是湖北省红安县,这不仅意味着她的血脉根基与这块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且意味着更多。“红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三支主力红军的诞生地,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红安是董必武、李先念和223名开国将军的故乡,是举世闻名的‘将军县’。‘小小红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就是红安人民革命热情的真实写照。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生命。红安的土地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李小林激动地说。“当年红安的老百姓为了过上好日子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被满门抄斩的就很多。如今怎样帮助群众摘掉穷帽子,走出一条致富路,如何解决‘创业与创新’的问题,是红安面临的重要抉择。”
为了帮助红安发展,李小林在短短的几年中,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往返北京和红安40多趟。2002年她和丈夫——“将军作家”刘亚洲用节省下来的30万元稿费在父亲当年打游击的天台山上建起了一所“凌志希望小学”。去年,她又回到家乡高桥镇长丰村,把募集到的10万元送到村小学。近年来,她还募集资金350多万元,帮助长丰村李家大屋27户村民建起新村,使农民住上了配有车库的楼房。
2004年底至今,李小林协助当地在老家高桥镇李家大屋新建了“李先念故居纪念园”。“纪念园”不仅展示了老一辈革命家“闹红”的光辉业绩,同时还成了农民培训中心,办起了图书馆和农业技术培训班。李先念故居现已成为湖北省的“红安革命传统教育学院”,是培训干部的基地。
李小林认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要从改变观念入手,要有好的带头人。从2006年开始,她组织三批当地农民远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培训,学习管理、旅游、法律、农村产业经济等,而且还要陆续到其他国家学习。
最近,李小林完成了一篇论文《整合红色资源 带动绿色产业》,通过长期对红安县的调查,提出了改变家乡面貌的建议。主要包括抓好新农村建设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抓好老区建设工作内容创新,开展红色旅游,开发丰富的绿色农产品资源等发展思路。
 
中国民间外交女杰
 
1975年从武汉大学毕业的李小林跨进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大门,一干就是33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从翻译工作踏实地做起,如今已是全国友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的她仍然不辞辛苦,穿梭于五洲四海,为国交友,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架桥铺路。
近十几年来,无论是从非典到汶川大地震,都可以在美国国会、大学、智库及主流社会的许多场合,看到李小林带着人民友好代表团直接与美国各界沟通交流的身影。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李小林率领的对外友协代表团先于其他中国人访问华盛顿,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一次会议,并频繁地拜访各界政要,带去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同情与问候。非典横行我国许多省市期间,世界各地一度引起恐慌,许多国家和地区拒绝中国人到访。李小林又第一个率团访美,出席全球健康卫生理事会年会,她据理力争,争取到了会议主办者的支持,在会议期间专设了中国非典情况报告会,她实事求是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同情和理解,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极大支持。“5·12”汶川大地震时,李小林正在大洋洲访问,第一时间得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立即致电全国友协陈昊苏会长,商讨成立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积极配合中央抗震救灾工作的开展。在我驻外使领馆领导下,在完成繁重的公务活动的同时,她主动地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政要和官员介绍汶川地震情况及中国政府开展救援的进展。5月20日,李小林出席了瓦努阿图华侨华人社团在维拉港为汶川地震举行的赈灾募捐活动。总统马塔斯凯莱夫妇、各国驻瓦使节及华侨华人200余人参加。李小林表示了衷心感谢,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战胜灾害的决心。现场气氛热烈,当晚共募集捐款340万瓦图。
在大洋洲出访归国没几天,6月2日,李小林率领她倡议的第四批中国人民实话实说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华盛顿接待的中国遭遇特大地震后的第一个高级别代表团。代表团内有两名来自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中学的高二女生和三名北京民营企业家。代表团访美的短短6天时间内,先后拜访了36位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还拜访了美国前总统卡特。通过频繁的对话活动,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赢得了国会议员们的尊重,许多议员表示,中国人民在地震中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力量令人钦佩。美国将继续为地震灾区提供可能的帮助。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震行动中可以相信北京奥运会一定会成功,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北京奥运会。
李小林长期主管美加和南太、大洋洲地区的民间外交工作。这些年来,她在全球结交了许多国家领导人、政要,并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她帮助许多企业排忧解难在华投资,同时也为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牵线搭桥;她不断扩大、丰富友好城市的活动内容;她在全球非政府组织机构(NGO)举行的反邪教、妇女、环保等各种会议上都争取话语权,为国家主体外交扩大了阵地;她努力为两岸和平统一服务,不管访问到哪里,只要遇到台湾同胞或台胞组织,她都会强调两岸中国人要团结一致,要统一。
李小林的积极工作赢得广泛的支持和好评,海外华文报纸称她为“中国民间外交女杰”。   (责任编辑:董宇) 
 
 
 
 
 

 

 
时间:2015-06-23 1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