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红安抗日人物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纪念专区
周少怀 江福元 整理
 
董 必 武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出席中共第—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参加了长征。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自卫,全面抗战从此开始。国民党被迫与中共达成合作抗口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鉴于全国局势,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国共谈判,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这样,董必武便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于同年9月从延安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长,主管群众工作组,负责统战工作。
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克服重重困难,首先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筹办起来,并很快开展工作。1937年底,他和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等在武汉“八办”商谈了建立新四军和筹建军部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新四军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下了很大功夫,重建湖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1937年10月,以董必武为首的湖北工委成立。随后在他的领导下召开了省工委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委,下辖武昌、汉口、汉阳三个区委,同时决定成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鄂北中心县委。由于董必武、郭述申等同志的努力,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严重破坏的湖北地区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如何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我党提出的“动员—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的伟大战略任务,是董必武时时刻刻都在思索的重大问题,他在这方面可说是沤心沥血,殚精竭力,做了大量工作。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在湖北的广泛社会影响,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唤起民众,奋起抗战。他通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领导和组织了鄂中农村工作社、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中国农村社等抗日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使湖北从城市到乡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积极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地方势力代表人物的工作。如同民党湖北省代主席兼民政厅长严重、建设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和国民党上层知名人士陶钧、李书诚、李范一等人,在董必武的教育和影响下,与共产党合作,为抗日救亡出力。他对广大华侨捐金献物和回国参战的爱国行动,给予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多次在办事处热情会见侨团代表,勉励他们为支援祖国解放事业而斗争。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发展壮大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冬,董必武和中共湖北省委派出方毅等人,在黄安七里坪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学员毕业后,—部分输送到新四军,一部分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随后派出陶铸等人,以训练“农村合作社”人员的名义,在应城汤池、京山皂市一带举办了3期军政干部训练班。这些学员毕业后,都以合作社指导员的名义,派往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鄂豫皖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董必武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抵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他指示陶铸把训练班的名称改为汤池临时学校,招收鄂中地区知识青年,为本地区培养干部。鄂中沦陷后,汤池临时学校毕业的学员,在陶铸、杨学诚领导下建立了鄂中游击区。董必武专门派人到香港购进一批驳壳枪,送给鄂中游击区,解了他们抗战的燃眉之急。七、八月间,董必武通过武汉大学教授、河南鸡公山林场场长李相符的关系,以办园林式试验农场为掩护,在鸡公山举办武装训练班,训练鄂、豫边区党政干部。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农村,发动农民,开辟敌后根据地。武汉失守后,鸡公山训练班结束,学员全部转到大洪山打游击。从此,鸡公山和大洪山地区成为重要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我国的抗口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就在武汉失陷前夕,董必武就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南方局统战委员会主任。他奉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前往重庆,继续协助周恩来领导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3年6月,周恩来奉命回延安后,董必武肩负起领导南方局的重任。这年9月18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我党参政员因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已有一年多拒绝参加参政会议。经党中央批准,董必武单枪匹马地出席这次大会。会上,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所作军事报告中,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指责共产党、八路军“不顾大局、破坏抗战”。董必武当即提出质问。他用大量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证明了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援助友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巨大功绩。何应钦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在场的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无不衷心赞许,极表敬意。
当历史跨入1945年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接近尾声。这年的4至6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成立大会,讨论和制订联合国宪章,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同时还趁机打破国民党历来对解放区情况的新闻封锁,发表了《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向全世界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让世界全面地了解了中国。也是这年的4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因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会议未能出席,仍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 先 念
 
    李先念(19091992),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担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湖北省委书记兼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多种职务。
    1938年年底,李先念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之命,带领数十名红军干部从延安出发,于19391月初来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担任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李先念到达竹沟后,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很快掌握了豫鄂边区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和第一手材料,深感鄂中是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最理想的地区。于是他立即同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商量,建议由他率领在竹沟的部分干部和武装力量,南下鄂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边区党委采纳了他的建议。
1939117,李先念率领160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竹沟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5月上旬,李先念率部到达鄂中,在孝感县同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会合,开创了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陆)应(山)孝(感)抗日根据地,随后组建了新四军挺进团。不久,陈少敏带领200余人到达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合。6月中旬,他们冲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组建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开始下辖4个团,后增加到7个团,发展到9000余人。194013口,豫鄂边、鄂豫皖、鄂中3个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全纵队共1万余人。
创建豫鄂挺进纵队的过程,充满了无数与日伪英勇壮烈的战斗。19397月,日伪军700余人,偷袭驻京山县新街的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指挥部队激战数日,日军惨败。12月上旬,日军15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分5路以“闪电”战术,向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马家冲发动进攻。李先念率领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200余人奋起抗击,激战终日,毙敌70余人,使边区机关顺利转移。194014月,李先念指挥主力部队一部,三过平汉线,挺进大悟山,狠狠打击了顽伪势力,控制了大小悟山,使其与(黄)陂(黄)安南根据地连成一片。19405月,日军集中7个师团,对鄂西、鄂北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李先念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越过平汉线向西展开,以牵制日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随后渡过襄河,开辟了襄西根据地。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歼敌800余人,击溃5000余人。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统一将新四军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纵队。豫鄂挺进纵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19412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后任代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下辖3个旅、2个游击纵队、1个警卫团,共1.5万人。
新四军第五师建立后,李先念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训令和陈毅军长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巩固部队的工作,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接着便以高昂的革命斗志,投入到反“扫荡”、反摩擦的战斗。当时,日军为了确保其占领区,从鄂中、鄂东共调集6000余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云(梦)孝(感)安(陆)应(山)地区和陂安南地区进行“扫荡”。李先念指挥五师主力一部,利用有利地形,伏击运动之敌,围困敌军据点,迫使日伪军撤退。12月至翌年1月,李先念利用驻汉日军抽兵南进,伪军恐慌动摇,内部矛盾尖锐的有利时机,指挥五师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毙伤日军200余人,歼灭伪军6000余人,俘伪军950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从西线造成了对武汉日军的威胁。
    1942年,鄂豫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更加艰难的岁月。李先念率领五师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顽周旋,在游击中歼灭敌人。同时指挥十四旅一部,南渡长江,创建鄂南游击根据地,扩大了回旋余地。这年621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第五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在此前后,边区已先后建立起5个军分区,独立坚持当地游击战争,抽出主力担负战略机动任务。从4月至12月,李先念指挥五师部队,大打人民战争,粉碎了敌顽的多次进攻,共歼灭日伪军900余人,俘顽军6000余人。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1943年底,全边区包括基本区和游击区,扩大到51个县,拥有人口1020余万,发展成为跨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的战略区。
    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反攻阶段。7月,李先念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南发展的指示和边区党委决定,从主力部队抽调12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敌后进军。后又3次派兵北上,开辟根据地。进军河南的部队很快扩大到1万人,同时指挥主力一部和两个军分区向南发展,在潜江、石首、黄冈等地发起夏季攻势,歼灭日伪1000余人。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湘赣军区,李先念兼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1月,李先念率部在大悟山与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会合,并派两个团南渡长江,进入湘鄂赣边界地区,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作战。815,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李先念按中央要求指挥部队开展受降工作。仅10余天时间,共受降日伪军数千人,歼灭拒降敌军35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攻克大小城镇12座。
    在抗日战争期间,李先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靠边区和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郑 位 三
 
郑位三(1902—197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代理书记、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等职,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郑位三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于1937年9月从延安回鄂豫皖边区,发动和领导鄂豫皖边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郑位三到鄂豫皖地区的首要任务,是指导红二十八军的改编工作。他针对红二十八军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反复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重要性,深入浅出地摆道理,耐心细致的谈心,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终于将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1938年3月开赴皖中、皖东,走上了抗日第一线。
为了提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培养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郑位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6月,先后在黄安的福德秦氏祠和七里坪举办了数期游击队干部、青年、党员训练班,共培训了600多名学员。他们中,许多人成为华中和豫鄂边区领导抗战的骨干。与此同时,郑位三把随同他从延安到鄂豫皖的数十名干部和各期训练班的骨干组织起来,到各地去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成立游击武装。他自己也走遍鄂东各县,先后领导建立了独立第五、六两个游击大队。1938年12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成立,时任湖北省委常委兼鄂东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调任区党委书记,他派人到鄂东开展工作,领导组建了独立第七、八两个游击大队。到1939年夏,4个游击大队已发展到1800余人,1400余支枪,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日寇进攻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9年7月,党中央要求鄂豫皖区党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人后方,向皖东、苏中地区发展。郑位三按照中央指示,与区党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来到皖中庐江县东汤池,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11月,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新四军江北部队五人指挥小组,郑位三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他一面协助刘少奇领导江北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一面与支队司令员徐海东一道,指挥部队开展反“扫荡”,不断打击敌人,很快在津浦路东、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郑位三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他与师长张云逸一道,领导二师部队在淮南定远、嘉山、盱眙、来安、六合等县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先后粉碎日寇两次大规模“扫荡”,创建和巩固了以皖北、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党中央指示,派郑位三作为华中局代表,到鄂豫皖边区,参加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四军五师的领导工作。他与边区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狠抓了边区的全面建设。如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进行减租减息,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整顿党的作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等。由于郑位三和边区其他党政军领导的共同努力,使鄂豫边区得到迅速发展。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边区包括湖北大部和豫、皖、湘、赣各一部,总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300多万。并拥有5万正规军和30万民兵的强大武装力量。
 
 
陈 锡 联
 
陈锡联(1915—1999),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锡联率部在太行山抗击日军的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指战员誉为“赵子龙”,多次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表扬。特别是他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夜袭阳明堡战斗、狮垴山战斗、落摩寺战斗,影响很大,战果辉煌,给进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阳明堡战斗时为1937年10月19日夜,主要经过如下:
1937年秋,陈锡联根据师部指令率七六九团向山西原平东北地区挺进,执行侧击南犯敌人的任务,七六九团到达指定的地区后,发现代县、阳明堡、崞县等处都驻有日本军队,并以阳明堡机场为其前进机场,集中大批飞机轮番出动,轰炸忻口友军阵地,并严重威胁着太原。根据这一新的情况,陈锡联为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决心袭击敌人飞机场。10月19日上午11时,陈锡联亲自带人到临近阳明堡机场的滹沱河边进行现场侦察。结果发现,机场里共有飞机24架,成3列停放,每列8架。白天起飞去忻口、太原轰炸,晚上全部返回机场。守卫部队是香月师团的1个联队,大部队住在阳明堡镇,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约200人左右,集结在机场北端。机场防御工事粗糙,仅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隐蔽部。日军虽然刘进入机场各个路口警戒很严,盘查很细,但对机场周围却疏于戒备。
侦察完毕,回到驻地已是下午3点左右,陈锡联立即召集团党委成员开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夜袭的方式突入机场,击毁敌机!具体作战部署是:以第三营为突击队,隐蔽进入,袭击机场;以第一营破坏崞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击、牵制、阻击崞县可能增援之敌;以第二营(欠第七连)为预备队负责接应,团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直接支援第三营战斗。
10月19日晚ll时左右,战斗开始打响。第三营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赵崇德营长率第十一连隐蔽摸进机场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第十一连在第十连掩护下,果断地扑向日军机群,将准备好的手榴弹一捆捆地塞进飞机肚子里。刹那间,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一架架飞机顿时变成了“烧鸡”,日军警卫部队遭火力封堵后,一面依托工事还击,一面组织残兵反扑,突击队与日军在机群间展开肉搏,双方各有伤亡。待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时,被浓烟和烈火所笼罩的机场,只剩下了一堆飞机残骸。第三营已按预定方案撤出战斗,转移到指定位置待命。
陈锡联组织指挥的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并毙伤口军100余人,取得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出征抗日的首战胜利,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通电嘉奖。
狮垴山之战发生于1940年8月21日至27日。陈锡联按照刘邓首长的命令,率三八五旅主力,担负控制阳泉西南之狮垴山,阻击阳泉出犯或由平定、辽县回援正太线的日军,保障师主力破击作战顺利实施的任务。经过6个昼夜的战斗,歼灭日军40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扼守狮垴山的任务,有力地保障了师主力破路任务的顺利进行,受到了彭德怀副司令员和刘邓首长的表彰。
完成坚守狮垴山的任务后,陈锡联指挥部队撤出阵地,转而执行破路任务,并顺手夺取了位于平定与寿阳之间、阳泉车站西南的日军一个重要据点落摩寺。落摩寺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攻坚战。这次战斗的成功经验,在百团大战中期执行破路和拔除据点的任务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10月以后,陈锡联又指挥三八五旅,先后参加了桐峪东南之黄崖洞我八路军总部兵工厂及水腰修械所保卫战、蟠龙镇以东之关家垴战斗等数十次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为创造百团大战的辉煌历史留下了重要—笔。
 
韩 先 楚
 
韩先楚(19131986),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的韩先楚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战后,他奉命在平型关、繁峙一线继续抗击日军,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英勇作战。
19384月至12月,韩先楚率六八九团参加了长乐村战斗、夜袭威县城和漳南战役等战斗,均取得了胜利。
长乐村战斗的主要经过是:19384月,日军出动3万兵力,由同浦、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分兵9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韩先楚率六八九团,在刘伯承师长指挥下,首先随一二九师主力向外游击,自辽县以南转移到敌人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域,隐蔽待机。当留在内线的部队使日军已相当疲惫时,隐蔽在涉县以北地域的一二九师主力和韩先楚率领的六八九团迅速返回根据地,抓住3000日军由武乡沿浊漳河东撤之机,出击歼敌。16日晨,一二九师的七七一团与七七二团,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截住日军主力,迅速实施包围分割,发起攻击,战斗激烈展开。七七二团防守阵地的—个连与敌激战4个小时,打退日军多次冲击,其中1个排全部壮烈牺牲,阵地被日军攻占。正在危急时刻,韩先楚率六八九团赶到,立即向占领戴家垴阵地的日军猛烈反击,迅速夺回了被攻占的阵地。日军不甘失败,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反扑。韩先楚不畏强敌,率全团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压住了疯狂反扑的日军,终于守住了阵地,保证了长乐村战斗的胜利。
510,韩先楚率部夜袭威县城,首战歼日军百余人,震慑了邢临公路沿线的日伪军,使威县、临清、南和、平乡等地守敌相继逃往邢台。八路军部队基本上控制了冀南腹地。夜袭威县城之后,韩先楚协同兄弟部队消灭了伪军张屏清、李守兰部共2000余人,收复了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永平、成安、肥乡等县城,开辟了卫河以东和以西以及漳河以北广大地区。
漳南战役时为8月下旬至9月下旬。韩先楚团与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及新一团,分4路进袭临漳以南的贾河口、秤钩湾等地的伪军,战至9月上旬,连克临漳、内黄、安阳之间的一些重要集镇。9月下旬他们消灭了漳河以南的伪军后,乘胜继续南下,在豫北平原收复了滑县、道口,在汤阴西南地区全歼伪军扈全禄部。经过一个多月的漳南战役,韩先楚率部与兄弟部队共同作战,共歼灭伪军旅长以下5500余人,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域内的伪军和土顽,为建立冀鲁豫边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404月,韩先楚出任新三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这个时期,由于受到日、伪、顽的夹击,根据地的斗争环境更为艰苦。为了打破困难,韩先楚率部密切配合一二九师进行了邯长公路破击战,接连袭击了潞城、赵店镇、黎城、仃河铺、东阳关、响堂铺等敌军据点,破坏了敌人的交通。他还指挥所属部队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多次反击日军的“扫荡”。在19406月的反“扫荡”作战中,于小渠、黄村歼敌400余人,击毁敌汽车20余辆。强敌来围时,他又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使敌人到处扑空,到处碰壁,不得不被迫撤兵结束“扫荡”。
19458月,韩先楚参加了八路军发动战略反攻的行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秦 基 伟
 
秦基伟(1914—1997),湖北省黄安 (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军长、第十五军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兼书记处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 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抗日战争时期,秦基伟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他首先组建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第—支游击队,尔后历任太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和太行军区司令员等职,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同太行军民一起为保卫太行和解放太行浴血奋战了8个­春秋。
1937年11月,太谷、榆次和平定3­支游击队合编成一个“独立支队”,属一­二九师和中共晋中特委领导,秦基伟任支队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对外称 “秦赖支队”。这是一二九师在太行山上正式建立起来的第一支抗日游击武装。秦赖支队成立时,只有600人百把条枪,绝大部分是刚入伍的各界青年,其中男­女大学生和中学生就有100多名。针对当时一些工农干部嫌“学生兵”难带,“学生兵”也嫌工农干部没有文化的实际情况,秦基伟采取以身作则,带动工农干­部和“学生兵”交朋友,一面向“学生兵”学知识、学文化,发挥“学生兵”在开展部队文化活动和做群众宣传工作等方面特­长;一面耐心地向“学生兵”讲述我军的优良传统,手把手教他们行军打仗的本­领等等一些措施,使“学生兵”都很快成为部队建设和战斗的骨干。与此同时,秦基伟率领“秦赖支队”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方针,驰骋于正太路以南、同浦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他们不断地袭­击敌人的据点,组织文艺宣传队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几个月后,就在17个县内建立起拥有100多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秦赖支队”也迅速扩大。到1938年­初,“秦赖支队”已发展到5000多人1000­多支枪,不仅有了机关枪,而且有了迫击­炮,威震晋中。
1940年6月,秦基伟任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在百团大战中,秦­基伟率部参加了平汉铁路的破袭战,在南起沙河、武安,北至石家庄以南的数百里铁路线上,展开了全面大破击,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
秦基伟在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中共冀西地委书记期间,带领广大军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打开了斗争的新局面。­
1941年3月,时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带领部队赶到了一分区所在地赞皇县。这里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川秀丽,层峦叠峰,是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好地­方;但土地贫瘠,灾情严重,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陷于极度困­苦之中。为了度过艰难的岁月,秦基伟带­领部队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搞生产,尽量减­轻人民负担。然而,对敌斗争的形势愈加­严峻。日军欲摧毁我太行根据地,一面猖狂发动军事围攻,一面“强化治安”,加紧­封锁,沿平汉铁路两侧高筑3道封锁墙,­深挖3道封锁沟,并制造了大片“无人­区”,称之为“钢铁封锁线”和“囚笼政­策”,造成我根据地和游击区步步缩小,使­抗日军民的斗争信心也受到很大影响。­秦基伟坚决贯彻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来改变这种被动­不利的局面。他领导一分区军民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奋力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在一分区所辖7个县的地­域普遍开展起“格子网”内的敌后游击战,­使敌人成百个据点和碉堡陷于群众的分­割围困之中。为确保平汉铁路畅通,日军在沿线两侧加修碉堡和加派护路队,秦基­伟就组织游击队和民兵混入被敌人强征­的民夫中,伺机破坏敌人的工事,袭击护­路队,并不断动员组织成千上万的军民进­行大规模的破袭战,把敌人的交通运输打­瘫痪。仅1941年12月,一次连续6夜的­破袭战中,就摧毁敌占铁路、公路140华­里,拆除敌封锁墙和填平敌封锁沟218华­里,攻克敌碉堡52座,毙伤日伪军880多­名,给予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
1942年,秦基伟率一分区军民坚持­积极的对敌斗争方针,进一步把反“扫荡”、反“蚕食”和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的三大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给敌人以­更加沉重的打击。一年中共进行大小战­斗12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700多名,­使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扩大。
1944年,太行军民度过了困难时期,转入局部反攻阶段,秦基伟领导一分区军民发起了春季攻势,半个月连克敌据点28座,接着在夏季攻势中又拔掉敌据点14个。至此,他们把敌人在平汉铁路­两侧苦心经营的包围太行根据地的三道­所谓“钢铁封锁线”已大部摧毁。1945­年6月,秦基伟乘胜发起元(氏)获(鹿)­战斗,再克大小据点几十个,进一步巩固­了冀西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
 
王 建 安
 
王建安(1907—1980),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等职。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8年5月,王建安奉命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指挥,率部挺进­冀鲁边平原。1938年7月至9月,津浦支队与第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密切配合,­打了不少胜仗,逐步打开了东陵、宁津地­区的抗战局面。
1938年6月,王建安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那时日军正从正面战场抽­回大批兵力,疯狂“扫荡”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王建安与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一起,率领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6月初至7月中旬,­日军调集2万余人,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鲁中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张经武、黎玉、王建安留部分兵­力坚持内线斗争,将主力部队分散活动­于外线打击日军,先后作战20余次,毙、­伤日军1000余名,迫使日军结束对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
1941年冬,日军第十二军集中5万­余人,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山东纵队大部向外线转移。为恢复­鲁中抗日根据地,打通鲁中、沂山与蒙山­的联系,王建安率领第一旅于1942年1­月2日发起反封锁战役,连续战斗20余­天,攻克据点14处,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使日伪军的企图无法得逞。
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因未配司令员,王建安全面负­责军区的军事工作)。此时,日军又采用­“拉网合围”的“扫荡”战法,妄图一举摧­毁中共在山东的抗日领导机关。
11月2日拂晓,集结于沂水城、东里­店、大关等据点的日伪军8000余人,兵­分11路,在飞机配合下,突然进行“拉网­合围”。这时,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战工会­机关正行进至峪。王建安得到报告后,立即命令部队向西转移。当他们到达对崮峪山时,天已大亮,日伪军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此时情况万分危急,王建安稍作沉思,说:“现在强行突围很难­成功,必须先坚守,然后再寻机突出去。”随后立即带着警卫营登上对崮峪山顶,对周围的地形进行了勘察,对兵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以便部队和机关伺机转移。­
2日上午10时,日伪军在飞机、重炮­配合下,从西、南、北三面对崮峪连续发­起进攻。中午时分,警卫营的子弹基本打光,他们便用刺刀、石头与日伪军拼­杀。下午4时,警卫营伤亡越来越大,机关的参谋、干事和首长的警卫员都投入­了战斗。王建安站在高处,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搏杀。天色渐渐昏暗下来,王建­安决定乘机突围。在警卫营的牵制掩护下,黎玉、王建安带领机关人员终于突出了重围。
1944年8月,王建安指挥部队成功地攻打沂水城。沂水是鲁中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日伪军指挥机关所在地,城­内有伪军8个中队千余人,城四周布有据点。为啃掉这块硬骨头,王建安集中鲁中军区精锐部队参战,并亲自指挥第四团突击南关。南关驻有日军一个中 队,日军以炮楼为骨干构筑了围寨,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1944年8月15日8­时战斗打响后,王建安指挥部队向围寨­猛攻,只听“轰”地一声巨响,东南炮楼倾刻成为一片废墟。东北炮楼的日军施放毒气作垂死挣扎,也未能阻止第四团的­猛烈进攻。与此同时,几个团接连攻克­沂水城及其外围据点,全歼守军,鲁中军­区取得了攻坚战的胜利,巩固了鲁山山­区,并将鲁中、滨海两区连成了一片。9­月3日,日伪军又调集重兵由莒县进犯­沂水。王建安将计就计,调集4个团又1­个营在沂水县城西北的葛庄一带设伏。­经一昼夜激战,毙伤日军300余名、伪军­1000余名,俘日军31名、伪军367名,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1945年2月中旬至7月底,山东军­区向日伪军发起攻势,王建安率鲁中军­区参加了多次战役战斗,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蒙阴战役和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战­役。蒙阴战役歼敌1300余名,占领蒙阴­城,日伪军经营多年并对沂蒙山根据地­“扫荡”的重要基地被彻底摧垮。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战役共歼日伪军7300余名,­攻克据点60余处,解放了安丘以南、临­朐以东、景芝以西17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在日伪军防御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为继续发展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 诚 汉
 
王诚汉(19172009),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川北军区遂宁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陆军第六十军军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工诚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在抗大学习和工作的4年间,王诚汉英勇地参加了反“扫荡”斗争。
19437月,王诚汉调任太行军区七分区一团团长。刚到一团,他就指挥该团对驻扎在林县南面提登山的伪军展开进攻战斗,此役获胜,毙俘伪军200余人。此后,他又率团相继进行了薄壁、会门战斗。
19448月,王诚汉领受了组建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第三十五团任务。他按照上级指示迅速展开组团工作。三十五团由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抽出的三个连、河南林县独立大队改编的两个连及一二九师特务连的一个排共600余人组成,王诚汉任团长,马易之任政治委员。为了从日寇手里把豫西夺回来,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求,王诚汉率三十万团于925到达预定位置——登封、箕山地区。
当时的豫西已在日、伪的严密控制之下,地方实力派林立,“土围子”星罗棋布,打抗日招牌、扯反共旗帜或标榜国、共、日都反,情况错综复杂,群众对八路军心存疑虑,不敢接近。为了打消群众的疑虑,王诚汉率部队露宿寨边,宿营地附近是—片红薯地,但大家宁愿饿肚子,也没有一人挖红薯吃。八路军秋毫无犯的行为,赢得了群众的称赞,群众纷纷山寨接八路军战士进寨。为了更有效地发动群众,王诚汉和政委马易之组织全团干部战士在偃师、宜阳、登封、临汝、禹县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豫西这块遭日、伪军蹂躏的土地上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组建了箕山党的工作委员会,并成立了偃师、登封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
194411月至19458月,王诚汉率三十五团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大“扫荡”,指挥部队参加小金店战斗、荟翠山战斗、舜王庙战斗、东赵堡战斗、黄姑寨战斗、龙尾战斗、禹西战役、密南战役、猴氏战斗、伏牛山战役、大冶战斗、陈庄寨战斗和米何镇战斗等大小战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小金店战斗和曹村战斗。
小金店战斗时为194411月下旬。小金店位于登封城和栗坪之间,寨墙又高又厚,寨内驻有伪军400余人。11月下旬,王诚汉领受支队首长下达攻打小金店的战斗任务后,认真思索和判断敌情,深感小金店易守难攻,此战任务艰巨。经过周密部署和紧张的准备之后,攻打小金店的战斗按预定时间打响了。战斗中,王诚汉自始至终随部队进寨靠前指挥,并组织突击小组,顶着七八床用水浸湿的棉被覆盖在桌子上面的“土坦克”,迎着敌人的扫射向北寨门接近,用缴获的炸药、地雷实施爆破,并在爆破之后对寨门实施攻击。登封日军前来增援,我担负打援任务的八连,在寨北方向依据有利地形,以突然的勇猛火力,击退了增援的敌人。据守寨北门楼的敌人感到援军无望,又畏于我爆破威力,全部缴械投降。战斗结束后,皮定钧支队长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痛快!”并让王诚汉在支队干部大会上介绍攻打小金店的经验。
曹村战斗时为194524日。按照支队部署,王诚汉率三十五团及支队特务连埋伏于曹村东北山地。24拂晓,登封日军200余人和芦店、唐庄伪军300余人,向曹村进发。为了将敌军引进我埋伏圈,王诚汉派出小分队往北迎击敌人,先敌开火,并沿土路边打边撤。在我引诱下,伪军进攻曹村,日军直接向三十五团及支队特务连进击。1010分,我前沿部队一齐开火,击毙了一批敌人。敌连忙收缩,然后兵分三路向我军反击,企图夺取曹村东北无名高地。日军沿山坡爬来,离我阵地近30时,王诚汉指挥二连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开火。经过7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10余名日军向登封逃窜外,其余全部歼灭。与此同时,芦店、唐庄出动的300余伪军被我三团在曹村击溃,死伤不少。
豫西抗战一年,在支队首长的正确领导下,王诚汉率团先后百余次同日、伪军作战,歼敌2600多人,并帮助建立了箕山专署和登封、临汝、伊川、偃师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同时,三十五团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由进军豫西时的600多人,扩展到2000多人,部队在实战中形成了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被豫西人民誉为“老虎团”。
 
王 近 山
 
王近山(19151978),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建国后先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等职。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
抗日战争时期,王近山以其过人的智慧和超人的勇气,参加指挥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其中尤以七亘村设伏、韩略村全歼日军观战团最为著名。王近山因此多次受到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赞赏,也受到毛主席的赏识和两度接见。
193710月,时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的王近山主动请战,要求承担七亘村设伏任务,获得陈赓旅长批准后,王近山率七七二团第三营及特务连到达预定地点。为了进一步弄清敌情,熟悉地形,王近山亲自到七亘村南侧山地侦察,并获悉向平定方向进犯的敌军第二十师团后方辎重部队1000余人,宿营在测鱼镇,估计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行进。总的情况比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当时,他手头只有5个连的兵力,既来不及增调部队,又来不及向距他四五十里远处的陈赓请示。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王近山根本不考虑个人得失,他坚信不疑地认为这个仗一定能打好。他当机立断,决心要在七亘村及南峪设伏。随后,他带领尤太忠等人再次去看地形并立即部署战斗。
1026上午9时许,敌辎重部队300余人,牵着骡马,驮着军械和弹药,在步兵掩护下,大摇大摆地出动了,很快进入王近山设下的伏击范围。敌人的尖兵排是骑兵,他们在马上正在得意洋洋、谈笑风生之际,没想到倾盆大雨般的步机枪子弹向他们头顶泼来,手榴弹紧跟着也在敌群中爆炸,顿时敌队形大乱,魂飞魄散。王近山指挥部队迅猛地冲向敌人,进行肉搏厮杀,在两个小时内,除少数敌人逃回测鱼镇外,其余则被干净利落地歼灭。计歼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匹。
28日,王近山遵照刘伯承师长的部署,一反兵家“战胜不复”的常规,率三营再度在同一地点附近设伏,再歼日军100多人,缴获骡马数十匹。
三天之内在七亘村地区的两次伏击战,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迟滞了敌人向太原的进攻,支援了国民党军的作战,并对增强太行山区广大人民抗日信心,开创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其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中央急调时任三八六旅旅长王近山率第十六团赴延安。10月中旬,王近山率十六团从长子县东南峪地区出发,向西南方向开进。路上遇到敌人袭击,王近山指挥部队边走边打,经过许多次战斗,终于于1022进至临汾东北方向的韩略村附近。
从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报告中获悉:韩略村东碉堡驻有伪军40余人,韩略村以东、以西、以北还有3个据点,每天都有汽车在少数部队掩护下由临汾经过这里,为“扫荡”之敌运输物资。王近山经过慎重考虑,决心利用该地的有利地形,打一次伏击,配合我军在腹心地区反“扫荡”作战。在部署上,王近山决定只抽4个连执行战斗任务,其余部队掩护随军干部、家属转移到安全地带。
24日凌晨4时,参战部队全部进入伏击阵地。一直等到上午9时许,突见临汾方向的公路上,尘土飞扬,10辆大汽车和3辆小汽车载着日军飞驰而来。敌人毫无警惕,很快钻进了王近山布下的口袋。
信号弹响了。二营六连首先用手榴弹和掷弹筒向敌人车队后尾猛烈开火,击中最后两辆汽车,爆炸起火,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公路两侧的四、五连用机枪、手榴弹一齐猛击敌人的车队。先头几辆车上的日军见势头不对,开足马力想冲过去,遇到九连的迎头拦击。日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慌忙跳下车来,端起刺刀向公路两旁冲击。四、五连的指战员在轻重机枪掩护和民兵配合下,与鬼子展开了肉搏……
整个伏击战,前后仅3个小时,120多个敌人除了3人钻进山洞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缴获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步枪80余支,焚毁敌汽车13辆。
战斗结束的当天下午,敌人从临汾城和正在参加“铁滚扫荡”的日军中,纠集了3000余人,在10多架飞机掩护下,火速前来增援。但十六团在王近山率领下,早已转移西去,日军扑了个空。日军在韩略村遭此巨大损失,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怒气冲天,无处发泄,随即将其一位中将师团长撤职;同时将韩略村据点日军中队长枪毙;该据点的其余日军和伪军每人都挨了耳光,个个被打得鼻青眼肿。
 
  
 
刘飞(1905—1984),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8年4月,刘飞奉命去新四军工作,开始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组织科科长。1938年秋,时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政治部主任的刘飞随六团奉命挺进茅山,在南京附近和句容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六团奉命东进作战,打­开东路——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苏州)、常(常州)、太(太仓)地区的抗日局面,解决人、枪、款问题,并相继建立抗日根据地。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为掩护,­于5月5日越过京(宁)沪铁路,进入澄、锡、虞地区。刘飞时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在日、伪、顽三方夹击的复杂形势­下,刘飞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发展壮大抗日队伍,唤起当地民众打击­日寇。他参加并组织指挥了黄土塘反­“扫荡”伏击战,在京(宁)沪铁路线上全­歼浒墅关车站日军守备队等数十次大小­战斗。特别是“江抗”挺进上海郊区嘉­定、青浦一带后,进入上海近郊,夜袭了­虹桥飞机场,打出了新四军的声威。东­进的节节胜利,使“江抗”的武器装备全­部更新配齐,还上调200多挺轻机枪支­援兄弟部队。“江抗”的队伍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由最初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相当4个团的兵力)。
1939年9月下旬,“江抗”在西撤途­中经江阴顾山地区,遇“忠义救国军”第­五、十支队,敌首先向我部发起攻击,我­军自卫反击。战斗中,刘飞率队冲入敌­阵,不幸胸负重伤,弹头危及心脏(子弹­一直留在心脏左侧达45年之久,去世时­取出,存放在苏州革命历史博物馆),经­抢救脱险。由于伤势严重,不能随队行­动,刘飞与36个伤病员和10余名医务­人员留在了阳澄湖隐蔽养伤。当时的环­境艰苦险恶,所谓的“后方医院”既不在­后方,也不成为医院,而且敌人的据点离­医院近的只有几里地,最远的一二十里。­情况好时,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圈­是伤病员的病房;情况不好时,就只能在­阳澄湖上漂泊,数叶小渔舟就是伤病员­的病房。因药品奇缺,尤其是敌人的封锁和搜捕,不到一个月,就有10余名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或遭敌人搜捕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伤员不安心在“后方医院”养伤,坚决要求回部队,­有个别人还产生动摇。刘飞虽然身负重­伤,伤口一直没有愈合,稍微移动或咳嗽­时鲜血就从口中溢出,常痛得汗湿衣衫,­作为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伤痛,建立党的组织,召开党­员大会,统一思想,组织轻伤员与敌人在­芦苇荡周旋,鼓励伤病员与恶劣的环境­作斗争,与残酷的敌人作斗争,与死神作­斗争。同时,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同志经­常到刘飞的病房开会,并与夏光研究重­组部队的方案。1939年11月6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即新“江­抗”)正式成立,夏光任司令员。新“江­抗”的布告一贴出,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其实,此时的新“江抗”只有­伤愈的十几个同志,相当于一个班的兵­力,枪也只有刘飞留下来的两支短枪。­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援下,新“江抗”在斗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刘飞在江阴顾山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忍受着伤病的折磨,率­领36名伤病员和10余名医务人员,在­阳澄湖畔一边养伤,一边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后来被剧作家作为基本素材编­写成沪剧《芦荡火种》,以后改编成现代­京剧《沙家浜》。刘飞是剧中人物郭建光­的生活原型之一。该剧公演后,受到全­国亿万观众的喜爱。­
1941年1月20日,党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活跃在京(宁)沪铁­路以北的“江抗”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刘飞先后任十八旅五十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五十四团政治委员。­1941年7月1,日伪军纠集近2万余­人,仗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水陆并进,实行大面积的分割、封锁,“篦梳”式的巡­回搜寻我军,欲进行决战。刘飞亲临一­线指挥,沉着冷静用兵,带领全团指战员英勇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清乡”计划,保存了主力,开辟了新区,使敌人围歼我军的企图未能得逞。
1941年10月,十八旅奉命渡江,转战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这一­地区是沿运河东岸的狭长地带。它是苏­南、苏北、淮南、淮北的结合部,是新四军­一、二、三、四师的连接点,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战略要地。十八旅进军江、高、宝,就是要夺回这方宝地,担当起开辟和建设江、高、宝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短短的­3个月中,日伪前后动用了5000余兵力,在十八旅活动区域连续进行了3次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军。时任十八旅政治部主任的刘飞率部连续作战,创­下了一天打4仗,且仗仗取胜的奇迹,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我­军在该地区的影响。1942年至1943年间,日本侵略军为巩固长江下游的统治,对苏中地区的进攻变本加厉,1000人以上的“扫荡”平均半月一次,500人的“扫荡”几乎每周都有。刘飞在如此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教育部队,发展抗日武­装,在广阔的江河湖汊之间与敌周旋,象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江、高、宝大地上, 与日伪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的“扫荡”。
­1944年6月,刘飞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兼苏中一分区司令员。为迎­接大反攻,狠狠打击日寇,他指挥了大官­庄战斗和径口战役,在宝应以南的敌后­地区开辟了游击区,将江、高、宝地区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紧接着又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了东桥战役。此役歼灭日军800余人,并俘虏日军中尉以下官兵­48人;歼灭伪军800余人,缴获大批武装­弹药和军用物品,取得了攻坚打援的双­重胜利。
1945年4月,我苏中主力部队相继渡江南下。为保卫和巩固苏中一分区根­据地,给予南犯之敌迎头痛击,刘飞指挥­部队在三垛河地区打了一个伏击战,狠­狠地教训了敌人。此役,打死日军240­余人,生俘37人;打死伪军600余人,生­俘950余人,日军顾问山本和伪军团长马佑铭被活捉。缴获轻重机枪、步枪­1200多支,各种火炮16门。此战出奇制­胜,使日伪心有余悸,写下了苏中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新四军军部给予刘飞通­令嘉奖。­
 
刘 昌 毅
 
刘昌毅(1914—1999),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青岛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从1937年9月至1940年,刘昌毅先后参加了七亘村、神头岭伏击战、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和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1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敌后我军的影响,鼓舞人们的抗日信心,­武装保卫根据地群众的春耕生产,时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刘昌毅­率部进至榆社县西北和祁县东南山区,­参加反“蚕食”斗争。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摧毁了日­军在白晋线东侧安插的一些接头站和维­持会,恢复了我抗日政权。­
1941年5月至1942年4月,刘昌毅率决死队第三纵队主力一部,全力投入­太行军区组织与发动的破击战役和“反扫荡”作战,先后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子洪口伏击战和武乡县北之白庄伏击战。­
子洪口伏击战。时为1941年5月12日、13日。决九团通过“内线”获悉, 1941年5月12上午,日军一个中队押­运9辆满载物资的汽车沿白晋公路南下,当晚停留东观镇。刘昌毅据此断定:日军车队13日晨将继续南下。他毅然决定,设伏打掉这支车队。于是,他率决­九团一部和祁县独立营一部,于12日黄­昏由田家庄出发,秘密进入伏击区,埋伏­在距子洪口镇2公里处的鲁村。
5月13日上午9时,日军车队向­伏击区开来。刘昌毅要求部队沉着冷­静,待敌进至阵地前再打,以便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当第一辆汽车驶至十八亩地触雷停车,敌人还未弄清情况­时,他一声令下,部队突然向敌开火,并趁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战斗很快­结束,共计烧毁汽车8辆,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10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40支以及大批物资。决九团­仅牺牲1人,伤6人,以比较小的代­价,赢得了较大的胜利。­
武乡县北之白庄伏击战。时为1942­年4月16日。全歼日军1个中队和1个­军事参观团,共250余人,烧毁汽车18­辆。参战的决死队武装仅1个侦察连、3­个步兵连。为了夺取这次伏击战的胜­利,刘昌毅接连两个晚上未睡觉,正准确­掌握日军兵力和行动计划后,亲自观察­地形,部署战斗。
这两次伏击战都是以少胜多,战果辉煌,尤其是歼灭了包括少佐、大佐在内­的日军军事参观团,使“扫荡”太行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大为震惊。­
1943年秋,刘昌毅参加了著名的林­南战役。战役开始前,刘昌毅出任担当主力团队的第十三团团长。8月18日零时30分,林南战役开始。第十三团一部进­到林县至安阳公路横水附近向东游击警­ 戒,准备阻击可能由安阳、水冶向西增援之敌,以保证两地区兵团在林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作战不受威胁。刘昌毅则亲率十­三团主力向林县城东北日伪军重要支撑­点蒋里展里攻击。敌依据坚固房屋进行­顽抗。刘昌毅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开辞道­路,逐屋争夺,进行穿插包围,将敌人分割各个击破,激战至下午5时,将该敌全部­歼灭,毙伤敌300余人,俘敌官兵600余人。随后,十三团主力集结于水(冶)林­(县)公路横水西北崔南庄、风宝台高地附­近,准备打击水冶、安阳西援之敌。24­日,伪第四十军、新五军和独立第三旅团­连日遭八路军毁灭性打击,其残部在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副司令孙殿­英的带领下向东逃窜,退到平汉线。刘昌­毅率十三团顺势打下公光之日伪据点3­座碉堡,歼灭日军1个小队、伪军2个中­队,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林南战役共进行了9天,于8月26­日胜利结束。总计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占日伪驻点80多处,击落敌飞机­一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放人口40余万。刘昌毅率十三团在中心开花,旗开得胜,尔后承担打援任务和­拔除日伪据点,为夺取这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月下旬,刘昌毅率六支队­南下到达豫西。­
豫西根据地的建立,是在日寇刚刚­从国民党手中抢占的工地上筑起的抗日堡垒,阻击了日军西进。因此,日伪武装­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将八路­军及抗日民主政权挤出去。国民党顽固­派也视八路军为眼中钉,配合日军对八­路军进行夹击。刘昌毅在河南军区的领­导下,率领六支队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先后在登封、大冶、禹县神垢等地,共进行大小战斗60­余次,毙伤日伪顽军800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势力,保卫和巩­ 固了豫西抗日根据地,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张 仁 初
 
张仁初(1909—1969),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六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仁初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三营任营长,率三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斗并担任主攻任务。战斗打响后,张仁初率三营勇敢地冲向公路,同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此役一一五师共歼日军1000余名,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1938年4月,张仁初升任六八六团副团长。9月14日至20日,六八六团与旅补充团、六八五团第二营一起,先后在汾离公路上的薛公岭、油房坪、王家池等地3次伏击日军,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共歼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缴获各种枪支560余件,骡马100余匹。这一胜利,使汾阳、太原的日军大为震惊。在薛公岭战斗中,张仁初协助团长杨勇分析敌情,制订作战方案,并到任务较重的二营阵地上具体指挥。当战斗打响后,张仁初亲率五连、六连以勇猛的动作,歼灭了企图掩护日军车队摆脱同境的敌巡逻中队。
1939午3月,六八六团在新任团长张仁初和政委刘西元的率领下,随师部继续东进泰(山)西地区,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
八路军主力进入泰西地区,直接威胁着济南、兖州及津浦铁路中段的交通安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939年5月初,日军从济南、泰安、兖州、东阿、汶上等地调集日伪军5000余人,汽车、坦克100多辆,火炮100余门,分9路“扫荡”泰西地区,寻找主力决战。至10日,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津浦支队等以及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特委等党政机关共3000余人,来不及转移外线,被包围在肥城东南陆房一带不足10公里的地区内。六八六团接受了“保卫师部,死守到天黑,寻机突围”的任务,随即抢占了陆房西面的肥猪山等阵地。11日,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并把进攻的重点置于肥猪山,企图控制陆房地区的制高点。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和优势的兵力,张仁初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果断指挥,严密组织,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张仁初亲自到肥猪山一营阵地,直接指挥。部队也敢打敢拼,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顽强反击,激战数日,打退敌人9次进攻,与兄弟部队一起,守住了阵地。当晚,张仁初遵照师首长的命令,利用敌人收缩兵力,不敢夜战的弱点,率六八六团机智地掩护一一五师师部和地方党政机关,通过敌人警戒的间隙,突出重围,安全转移到东平县以东地区。战役共毙伤日伪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陆房突围的胜利,对保存八路军骨干力量和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1939午9月,六八六团随师部进入鲁南腹地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苏鲁支队汇合。张仁初率六八六团配合当地军民,进行一连串的反顽斗争,拔除了一批日伪据点,开辟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临(沂)费(县)峄(县)滕(县)边区。
1940年2月中旬,六八六团与师特务团等部攻占了鲁南交通枢纽白彦镇,全歼驻守的伪军。日军拼死反扑,从3月7日至22日先后调集2800余人,3次进攻白彦。张仁初指挥六八六团,并在特务闭、苏鲁支队和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的配合下,经过十几昼夜的反复争夺歼敌800余人,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占领白彦镇的企图,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0年10月,鲁南支队与独立支队第一团和苏鲁大队合编为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张仁初任副旅长。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符竹庭。1941年春天,教导二旅随一一五师师部进入滨海南部地区。3月下旬,张仁初协助旅长曾国华进行了青口战役,歼日伪军1000余人,拔除日伪据点十余处,解放了从赣榆到柘汪的沿海大片土地。
抗战八年,张仁初转战晋、鲁两省,在一一五师首长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带领部队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与日伪军浴血奋战,为创建晋西南、鲁西、鲁南、滨海等抗日根据地,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胡 奇 才
 
胡奇才(1914—1997),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辽东军区司令员,东北空军副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赴朝参战实习团团长并代二十兵团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顾问组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奇才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0团副团长,年底,他被抽调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任六队队长等职。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胡奇才任第八支队副支队长。
在八支队,胡奇才参与指挥打了不少仗,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9年春节,他率李泽福大队和支队炮兵连、特务连,攻打日军设在安丘县的据点。除夕之夜,战斗打响,敌军惊慌失措,乱喊乱叫,依仗优势火力向城外扫射。胡奇才冷静决断,命令部队不要强攻,打了一阵枪炮之后便撤出了战斗。这一仗虽然未拿下安丘,但把鬼子吓了一跳。春节期间,鬼子一直龟缩在城内,不敢轻举妄动,老百姓因此过了一个太平年,这一仗既是一次军事仗,也是一次政治仗,用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证明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与那些打着抗日旗号,实际干着祸害老百姓勾当的顽军是有本质区别的。
1939年9月,胡奇才调任四支队政委,他到职后,与支队司令员廖荣标密切配合,从扩大队伍和以红军为榜样建设队伍等方面加强四支队的建设,使部队各项建设明显加强。
1940年春节前夕,四支队在泰安马家庙打了一次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胡奇才亲率两个连早早来到泰安马家庙埋伏。上午1l时,日军1个小队大摇大摆地过来了。待他们进入伏击圈时,胡奇才挥手下令,部队一齐朝日军射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毙敌20余名,缴获歪把子机枪1挺,掷弹筒1个以及其它武器装备和军用地图等。
1941年8月,胡奇才调任山东纵队第一旅副旅长,胡奇才到第一旅报到时,日伪军正以5万之众对沂蒙山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开始了两月之久的大“扫荡”。胡奇才协助旅长王建安率部投入紧张的反“扫荡”作战。
11月4日,日军逼近山东纵队一旅,旅部决定胡奇才率二团向泰(安)泗(水)宁(阳)地区突围。在突围过程中,胡奇才沉着冷静,当机立断地指挥部队巧妙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由内线跳到外线,转危为安。后来得知,这次突围,一旅其他部队所受损失很大,连旅部也吃了大亏,唯二团最先完成突围任务,且人员无损伤。这个结果与胡奇才的正确决策和指挥分不开的。
1944年8月至9月,胡奇才受命协同军区政委罗舜初等人指挥了攻克沂水的战斗和葛庄伏击战,共击毙日军220余人、伪军1000余人。沂水之战,是鲁中军区抗战7年以来首次攻击日伪联合守备并有坚固设防的城市,也是歼灭日寇较多的—次攻坚战。使日寇侵占6年之久的沂水城胜利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葛庄伏击战,是山东抗日战争史上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日军的一次成功战例,它对于巩固和发展沂蒙山根据地,迎接对日大反攻,具有重要意义。这两次战斗,胡奇才以参谋处长的身份直接参与指挥,在战法谋划上出力甚多,受到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和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的高度评价。
胡奇才十分注意总结作战经验,研究战法。1945年6月,他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精心设计了一场打援伏击战,取得了圆满成功。这就是冶源战斗。
冶源战斗时为1945年6月22 日。6月22日,胡奇才率鲁中军区二团一举包围了驻守在临朐县城南冶源的马大牙伪军中队。这个中队在这一带伪清乡大队中实力最强,有300多人枪。在临朐地方抗日武装县大队的紧密配合下,胡奇才率部攻克盘龙伪军据点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海浮山上伪军碉堡,扫清了外围。紧接着包围了驻冶源的伪军三大队。马大牙见势不妙,遂向驻扎在临朐城的日军求援。日军明白,倘若冶源被八路军攻占,临朐城则难以保住。于是,日军玉渊顾问当即率领一个30多人的小分队前来增援。同时,还急令伪临朐县清乡大队、县警察队等几百名伪军开往冶源。胡奇才事先料到日伪军会行动的,他早就安排了两个营的兵力在临朐城外的荒野埋伏起来,他的指挥所就设在位于高坡的一座关帝庙里,凭窗外望,大道小道尽收眼底。
时近中午,一队日军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胡奇才当机立断,命令二团一营迅速出击、投入战斗。干部战士英勇无比,一个回合便把鬼子杀得一败涂地,33名日军除1人被俘后,全部击毙。
冶源这一仗规模虽然不很大,但战果辉煌,大长了沂蒙山抗日军民的志气。许多农民远道赶来观看,有的人把八路军战士抬起来欢呼。
 
徐 深 吉
 
­徐深吉(1910—2000),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7年8月,徐深吉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团长。当时日军正疯狂地进犯山西和沿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南犯。为挽救华北危局,八路军主力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张浩主任奉命率领三八六旅的七七一、七七二团和三八五旅的七六九­ 团以及师直属骑兵营、干部营,于9月底­由陕西省富平县地区山发,进入山西省­晋东南地区。10月中、下旬,先后对日军展开袭击、伏击、阻击战斗。10月22日,徐深吉率领七七一团参加抗战打了第一 仗。22日,七七一团第一营副营长徐其海率领第三连,在七亘村东南10余里的地方,利用有利地形,对测鱼镇西犯之日­军3000余人进行阻击,激战整日,直到­黄昏前,敌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以1000­余步兵猛攻,我三连才撤出阵地,共毙伤敌100余人。自此以后,为阻击敌人进­攻太原,七七一团在师、旅首长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了马山村、风居村、黄崖底、广­阳、占尚等地对敌之袭击、伏击、阻击战斗,共计歼灭敌军1000余人。
1937年11月,徐深吉率领七七一团­第二营到太谷以南沿同蒲铁路以东活动,开展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破击同蒲铁路。11月26日早,太谷敌步兵600余人、骑兵100余人、炮6门、汽车2辆,向­范村我第二营进犯,徐深吉以1个连的两个排分散隐蔽在大路一边的山坡上,1­个排在正面诱敌深入10余里。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敌打炮200余发,到下午3时,敌狼狈逃回太谷,我毙伤敌近100­人,打坏敌汽车1辆。我无—伤亡。刘­伯承师长看到报告高兴地说:这是个典型的“麻雀战”,打得好。从此,“麻雀­战”这名词就用开了。­
1938年2月至5月,徐深吉率七七­一团参加了在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地对敌伏击、阻击战斗,共计歼敌1500­余人,毙伤日军530余人,缴获迫击炮7­门,各种枪480余支,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
1938年11月,徐深吉代理青纵司令­员兼政委。11月17日,日军数千人组成­的快速部队,分数路向冀南中心区进行第一次“扫荡”,侵占了南宫县城,斗争甚为紧张。徐深吉分析日军情况后,认为占领南宫之敌兵力较多,但远离铁路线,孤军深入,又无城墙和防御工事可守。于是他抓住机会,指挥七七一团和二团,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乘敌立足未稳以伏击、夜袭等手段,多次连续打击敌人,毙伤敌100余人,军马70余匹,迫使该敌于11月25日弃城逃往宁晋,路上又遭我兄弟部队打击后逃回石家­庄。经过我军民半个月的艰苦奋斗,敌­人于11月底退出了冀南中心地带。从­1939年1月至5月,徐深吉指挥青纵日间反“扫荡”、打伏击,夜间袭击敌人,大小战斗150余次,共计毙伤敌1500余­人,军马200余匹,打坏敌汽车20余辆,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120余支。在这段频繁的战斗中,青纵在徐深吉的直接指挥下,部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战斗力有很大的提高。
1939年9月11日至15日,徐深吉率部在巨鹿、新河地区一带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战斗的详情是:9月11日,纵队接到情报网的报告:巨鹿、新河、宁­晋等地之日军换防了,几乎每日有3至5­辆汽车,满载鬼子来往于巨鹿、新河之­间,没有受到打击,十分猖狂。徐深吉等­纵队领导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战机。14­日,徐深吉经过现地侦察,选定在新巨公路上东西凌石屯之间伏击敌人。15日拂­晓前,部队到达伏击地区。13时许,由巨­鹿开往新河的敌人七八十人,乘汽车3­辆,进入我伏击地段。我伏击部队早已­分配好对每辆汽车以2至3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一齐开火猛打,接着手榴弹也­飞上车厢,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这次战­斗,歼敌70余人,烧毁汽车3辆,缴轻重机枪4挺,掷弹筒3个、步枪50余支,子­弹1万余发;生俘日军12名。这是八路­军在冀南平原继香城固大捷后,又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在随后进行的反顽讨逆斗争中,徐深吉率部参加了冀南反顽战役和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给石友三、朱怀冰和鹿钟麟部以沉重打击。
1940年春夏之交,青年纵队改编为新四旅,徐深吉任新四旅旅长兼冀南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
1943年1月,徐深吉调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任校长。
 
王 辉 庠­
 
王辉庠,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二程乡人,22岁,初中­毕业,身体魁梧,赋性忠实。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红安,他­义愤填膺,发指皆裂。其妻甚贤,百般劝­慰,他对妻说:“大丈夫丁兹国难,不效马­伏波马革裹尸,更待何时?北面抗敌战­火连天,我岂能坐以待毙”?妻曰:“妻虽粗识字,但也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理”。他高兴地拉着妻子的手说:“我想­从军抗敌,你应允了?” “君能报效祖国,­妻岂不能从夫”?他又抚摸着妻子之腹­说:“今父母俱已下世,你又怀身孕,我实­在放心不下。”“你走后,有兄嫂为伴,何­必多虑?”
不久,王辉庠在街上见到一位热血青年手拿招募敢死队的表格在发表­演说。
亲爱的同胞们:
倭寇的铁蹄踏破了祖国的钟秀山川­河,中国的国土,变成了血成河,肉成山的战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吧,为前方的将士绷一绷受伤的地方,替他们洗一­洗衣服。热血青年同胞们,祖国在呼唤你,时代在呼唤你,加入抗日救国敢死队吧,用我们年轻的身躯,筑成新的长城,敌人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永远夺不走中国民族的精神,正义属于我们!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
王拿到表格,含泪告别妻子,星夜驰­往首都南京,报验合格。军训之余,提笔给爱妻写信:
爱妻见信如唔:
辉庠别后,妻容常浮眼前,吾已加入抗日救国敢死队,今吾报国有望矣!日­下倭寇正向首都逼进,为了民族求生存,民众免遭祸殃,吾早已下定决心,誓用忠­魂碧血,殒志黄泉,届时,望爱妻自重节哀,养育后代。也许,倭寇兽蹄即将踏践鄂东,鄂东人民无宁日,汝亦无宁日,爱妻务必记住古人之言:“与其屈辱而生不­若守节而死”……­   
在南京失陷的前一天,敌以坦克开­路,向南京进发。王辉庠接受炸毁敌车的任务后,在身上绑缚12枚炸弹,潜伏­在街道一侧,嗣敌临近,突起奔入车前,拉着导火线,轰然一巨响,如天崩地裂,敌车残骸遗弃满地,而辉庠磅礴浩然忠­义之气则与天地共存。
 
程 汝 怀
 
程汝怀(18881951),字仲苏,号师辙,黄安(今红安)邹家塆人,早年入武昌陆军小学堂,参加辛亥革命,后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1914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四期,1919年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湖北陆军第四混成旅参谋。1924年参加苏浙之战,升营长,1926年任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七团团长,驻守阳夏。北伐军派人与之联络响应,96 日,第二师起义,程率六团收缴吴佩孚在汉枪支弹药和军备物资。后第二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程任第四师第七旅旅长,时军阀孙传芳为解武昌之围,着王普率20000余人进犯鄂东。程受命率两个团迎击,于蕲春鏖战两昼夜,在援军的配合下,将敌击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特书“指挥若定,机智勇敢”条幅相赠。次年,该部编为湖北省防军,程任第二师师长。同年秋,任十九军副军长。1931年夏斗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邀其为省政府委员,旋荐为鄂东保安司令,1932年冬,任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及黄安县县长,驻黄安县县城。1936年夏,任第二行政专区(即鄂东)专员。
19381025武汉沦陷时,程汝怀仅有一个保安团的兵力,但他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成立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程任总指挥。
程汝怀受命后,在鄂东组织成立四个游击纵队(相当四个步兵旅),按第五战区游击纵队番号顺序成立第五战区第十六纵队、十七纵队、十八纵队、十九纵队,每个纵队下辖3个支队(等于三个步兵团),总兵力近20000人。
程汝怀据守鄂东,坐镇黄冈县北大崎山麓的黄土岭,指挥鄂东军民,对日军进行了抗击。最著名的就是马鞍山战斗。
19395月中旬,驻黄陂、新洲、团风、淋山河等处之敌军高桥联队、森冈骑兵联队等部会合,约3000人向黄冈县孙家凉亭、杨家山、三庙河、总路咀、上巴河—带大举进犯。为了歼灭日军,程汝怀作了周密部署。战斗于上午9时打响,直至520敌败退止,血战八昼夜,与敌反复冲杀于荷叶垴、张家山、东岳庙、马鞍山一带。敌虽一再增援,终未得逞。19日夜,遂将敌引至天井山、黄龙岩一带,予以围歼。是役,我牛溪、百福、举东等乡民众均自动组织担架队,救护伤病官兵,并纷纷供送部队茶饭,士气大为振奋。此战共毙敌佐滕大队长以下官兵400余名,伤敌木刀大佐以下200余名,生擒敌兵6名,缴获一批武器装备。残敌遗尸200余具,向原驻点狼狈四窜。我军尾随至新洲附近始返,此成为鄂东敌后抗战八年中的最大歼灭战。
19415月,李宗仁拟改编鄂东游击队,派程树芬取代程汝怀的总指挥职务。于是程汝怀电告湖北省主席陈诚,拟将游击大队改编为省保安团,脱离李宗仁管辖,陈复电照准。于是李宗仁以辞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与蒋介石摊牌,陈诚只得让步。194291,程汝怀辞去在鄂东的一切军政职务至重庆,被安排在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抗战胜利后,程汝怀退役回武汉幽居。194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1年在狱中病故。
 
邓 宝 光
邓葆光(1906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谁最先预测日军将偷袭珍珠港?是我们红安人士邓葆光。他首先预报了日军将不宣而战进入南太平洋,但美英置若罔闻,终酿大祸。
他在追忆中写道:我叫邓葆光,190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曾留学日本,在日本研究经济,发表了一些有关经济的文章,被南京派驻日本的特务胡屏常看上了,拉回南京参加抗日工作。19385月,我在汉口第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我的家乡教师董必武。辞别时董老语重心长地说了一遍,送你两句话:专心抗日,不做坏事。’‘专心抗日,不做坏事是我在军统工作十多年的座右铭。1939年,我被派任局本部情报处国际科敌伪股长,负责处理敌伪情报。我通过深入研究,发现敌在侵占区搜刮的实质是以战养战的政策,而我大后方仍在推行抵制日货政策。敌我政策对比,说明我们的政策是帮敌人的忙,代敌人做了想做而做不到的工作。我提出建议,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抢购敌占区物资,安定后方经济,加强抗战力量。用长期经济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议书由戴笠转呈蒋介石看了。蒋介石命戴笠在财政部设缉私处,防止物资外流;设货运局,抢购敌占区物资;在国家总动员会议里设经济检查组,管理后方市场和后方经济,把军统从单纯暗杀的特务机关,发展为管理抗日经济作战的权力单位,因而提拔我为经济科长兼经济研究室代主任。
军统虽是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但他们不懂作情报对比的工作,我在日本三年多,专门研究日本如何掠夺中国经济的方法,这时,在军统经济研究室全用上了。一次,一则也已归档的情报说日本正与苏联谈判,日方以橡胶交换苏联的木材。我想日本并不产橡胶,它从哪里取得橡胶换木材?一定是日本在战略上决定南进,突击美军在南太平洋的军队,取得南洋的橡胶。因此我写了一个日军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部队的情报,由军统通知美英的情报机构。英国对来自中国的所谓情报置若罔闻。美国却回答了个知道了。直到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使美国海军遭覆灭性的打击,这才记起似乎有一则未予重视的中国情报。后来,有美国报纸报道说,轰炸珍珠港的当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匆忙从夏威夷度假返回办公室,才拿起案头这份情报,但为时已晚,然而中国情报人员的声誉却在全世界从此大大提高了。
自这件为国人争光的事后,戴笠对我更加信任,抗战胜利后,他点名叫我去上海搞接收,我又组织了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等庞大经济研究机构,成为抗战胜利后军统经济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全国解放前夕,我被列为先遣台湾的重要人员之一,我听从董老召唤,从香港辗转九龙回祖国大陆,国民党军统百般阻挠。在九龙半岛,我被国民党特务砍九刀,九死一生,才带着大量经济情报回到新中国,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
19996月,笔者在最高人民法院学习时,课间会晤前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现全国人大常委、上海人范敬宜时,范总就称邓葆光是才子是红安人的骄傲。并叹道惟楚有才,湖北能人多。”“邓葆光在上海很有声誉,上海的老年人大都知道他的名字。邓葆光其声名显赫可窥一斑。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邓葆光先生在上海敌产局审议委员兼逆产组长时,将上海日本领事馆的七万册图书、档案资料、中共情报资料设法运往香港,并于1951年移交给祖国,为新中国的档案资料收集作出了特殊贡献。
 
 
(资料来源:《黄冈抗战档案大揭秘》)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6-05 1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