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被误解 邓小平为其解围:他不会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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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13 10:47:30 来源:人民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陈锡联(1915-1999),14岁参加徐海东、詹才芳领导的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鄂豫皖红军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战士,在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领导下驰骋鄂豫皖,一步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抗日战争中,他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旅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他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一度主持过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
  
“小钢炮”绰号不胫而走,徐向前爱才挺身相救
  
1930年6月,徐向前指挥鄂豫皖红军第一军第一师攻打平汉路广水以南一个叫杨家寨的据点,歼灭国民党地方军阀郭汝栋部2个连。然后,红军又利用郭汝栋急于复仇的心理,在杨家寨以东之杨平口设伏。敌人一个团气势汹汹地闯过来,徐向前一声令下,部队瞬间冲向敌人,敌人被压缩在一个高地,拼命顽抗,密集的子弹像暴风雨一样嗖嗖地飞过。陈锡联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心里有些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班长孙玉清鼓励他说:“小陈,不要怕,跟在我后面,学着我的样子,往前冲!”有班长在前面做榜样,陈锡联胆子大了起来,他学着孙玉清的样子,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大马刀,嘴里大喊“冲啊!冲啊!”人也忘记了害怕,随着大部队冲上了高地。杨平口战斗,红一师毙、伤、俘敌数百人,并生俘敌团长,取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敌人正规军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时,陈锡联参加红军不到半年,就在战斗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7月,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这次是打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教导师第五团。该团驻防在平汉路一个叫花园的地方,装备不错,有步枪、机枪、迫击炮,但由于是教学单位,战斗力相对来说不是很强。于是,徐向前决定长途奔袭40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刚刚15岁的陈锡联,在长途行军中始终走在前面。在天亮时,红军发起进攻,陈锡联又奋勇当先,抓住了敌人一个书记官,缴获了一支红色派克钢笔。
8月,红一师西越平汉路,袭占湖北省云梦县城,诱敌深入到黄安县(今红安县)四姑墩(今属大悟县)一带,对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共歼敌2个团大部又1个营,缴获迫击炮3门、机枪3挺、长短枪400余支,是为著名的“四姑墩战斗”。
  这几仗下来,陈锡联在红一师中出了名,被战友们称之为“小钢炮”。对此,他本人回忆说:“在这几次战斗中,我因冲锋在前、打仗勇敢而受到连、营首长的表彰。有一次,营长高汉楚在战后讲评时说:‘小胖(陈锡联小名)人小志气大,打仗很勇敢,就像一个小钢炮!’‘小钢炮’是当年红军认为最厉害的武器。营长这么一说,大伙都不叫我‘小胖’而喊我‘小钢炮’了,从此,‘小钢炮’这个绰号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陈锡联很快当上了班长。1930年10月,红军攻下河南省光山县城以后,陈锡联在街上碰到了老班长孙玉清,这一平常的战友相逢却引起一场麻烦。对此,陈锡联回忆:“他见到我,也很高兴,拍了拍背的匣子枪说:‘我当连长了。’他看我生活很苦,就说:‘我还有几个铜板,明天早上请你们吃点东西。’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叫上班里的十几个伙伴,孙玉清拿出几个铜板,我们大家也凑了点,在街上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鸡血汤,每个人都尝了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张国焘的‘肃反’政策,我们就成了‘吃喝委员会’的成员。因为我是班长,所以他们就要来抓我。”“那个时候,谁要是被扣上‘吃喝委员会’的帽子,抓起来就不得了。就在这时,徐向前军长视察部队到了我们团,有人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听说有“小钢炮”称号的陈锡联被抓,徐向前发火了:“几个小孩子,家里穷,跑出来参加革命。肚子饿了,在一起吃点东西嘛,什么‘吃喝委员会’!抓了的,放掉!没有抓的,不许抓!”“徐老总发了话,那些人不敢不听,就没有再来抓我。”对于徐向前的救命之恩,陈锡联终生铭记:“张国焘搞的‘肃反’,师、团的干部被杀的不少。如果不是徐老总保护,我一个小班长,说杀也就杀了。”
  1990年9月,徐向前病危,陈锡联急匆匆赶到医院,望着病床上已经昏迷的老首长,不禁热泪盈眶:“徐老总啊,战争年代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我真想救你一命啊!”
 
不识黄金为何物,却视人才如珍宝
 
  1933年10月,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政委的陈锡联,与兄弟部队一起打进了四川土军阀刘存厚盘踞的达县,缴获了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红军官兵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好东西,白花花的银圆、黄灿灿的金砖,看得大家眼花缭乱。由于红军官兵出身贫苦,许多东西没有见过,闹了不少笑话。有的战士把蜡纸钉起来当笔记本,由于蜡纸光滑,怎么也写不上字,大家纷纷报怨:反动派造的纸,也沾染了反动性!有的没有见过牙膏,遂把它放在口袋里当糖吃。同样,陈锡联也闹过笑话:他见过银圆,但没有见过金砖,遂把金砖当成了铜砖。晚上睡觉,床铺不稳当,他就把一些金砖垫在床铺底下。第二天,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总经理部(即后勤部)主任郑义斋来到陈锡联住处,郑义斋看到陈锡联床铺下垫着许多金砖,大吃一惊,他拿出一块,发起了脾气:“你怎么搞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缴,竟然藏在铺底下!”陈锡联莫名其妙,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可藏的!都是些铜块子,还有好些个都让我们扔进粪坑里了。刘存厚的这些破烂玩意儿,用它来垫垫床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时,郑义斋破怒为笑,连连摇头:“可惜呀!可惜呀!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黄金,是金砖啊!同志!”陈锡联这才明白郑义斋为何生气,不禁为自己没有见过“世面”害羞。面对陈锡联的难为情,李先念感慨地说:“锡联啊,你和我一样,只听说过金砖,但不知道就是这玩意儿。今天真是开了眼界!”说话之间,陈锡联、郑义斋已经召集人员,把散落在各个角落的“铜块子”收集起来,并把扔到粪坑里的也打捞上来,全部上交给了总经理部。多年以后,陈锡联一提起这事儿,还感到非常好笑。
  陈锡联视黄金如粪土,视人才却如珍宝,对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他是着力培养的。对此,视他为“相交60余年、情深谊笃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的李德生,是有切身感受的:在陈锡联担任红十师师长之初,“我受张国焘错误路线残酷迫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于(四川)甘孜整编过程中调到红十师交通队当传令兵班长,认识了师长陈锡联同志,从此两人开始缔结长达60多年的真挚友谊。想当年,陈锡联同志英姿勃发,风华正茂,声名显赫,但身为一师之长却从不摆官架子。长征途中、战斗间隙、宿营以后,有空就和我们传令兵谈心聊天,传授战斗经验。当他得知我遭受迫害的不幸之后,马上找我谈话,了解详情,鼓励我放下‘包袱’,战胜挫折,轻装前进。此后,他一直对我非常关心,非常信任,给予了很多的关照和帮助”。
  陈锡联之所以爱护、培养李德生,是因为他看准李德生是个可造之才。在陈锡联的爱护、培养下,李德生成为开国少将,后来又担任过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等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
 
“有吃肥肉的胃口,更有啃骨头的劲头!”
 
  1938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采取“攻点打援”之策,在山西境内取得神头岭大捷,陈锡联时任该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团长。战斗中,刘、邓部署第七六九团为左翼队。其一部于16日拂晓前袭击日军的重要补给线--邯(郸)长(治)大道上兵站集结地黎城,成功诱使潞城之敌越神头岭来援,1500余日军落入刘、邓圈套,仅有100余人逃生,80多名日军被生俘。这就是著名的“神头岭之战”。神头岭,成了日军丧魂落魄的“伤心岭”。不过,给兄弟部队创造了战机的第七六九团,本身战果却不大。因此,陈锡联和部下有些“抱怨”:“光啃骨头,没有吃上肉!”于是邓小平公开放话:“陈锡联这门‘小钢炮’不会闲着,总有他开火的时候。下次让他吃肉,但啃骨头的劲头不能丢!”
  仅仅半个月之后,邓小平就让陈锡联扮演歼敌主角了。
  “神头岭之战”后,猖狂的日军一面积极攻夺晋东南城镇要地,一面沿邯长大道长驱突进,很快进占山西临汾。一时间,从河北邯郸到山西长治及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成为侵华日军为进犯黄河各渡口部队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交通线,运输十分繁忙。根据掌握的敌情,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定以主力于河北涉县西南的响堂铺,伏击敌往返的运输部队,断敌前方补给,具体部署是:以第七六九团主力和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负责歼敌,预伏于响堂铺公路南北;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负责打援,并掩护伏击部队侧后的安全。受命后,陈锡联进行了简单的动员:“这次,我们第七六九团大部参加攻坚,小部参与阻援,别在三八六旅兄弟部队面前丢人。”话音一落,全团鼎沸。似乎是为了兑现诺言,邓小平亲赴第七六九团打气:“上次神头岭战斗,让你们袭击黎城,你们还对师里有意见,说‘光啃骨头,没有吃上肉’。这次可是块大肥肉,但肯定连着硬骨头;没有啃骨头的劲头,这肉很难吃下去哟!”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冲陈锡联看去,陈锡联马上立正敬礼,郑重表态:“请政委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938年3月31日9时许,日军辎重部队汽车180辆及其掩护部队进入伏击圈,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刘伯承因事不在前线)命令第七七一团放过前面100余辆汽车,让其进入陈锡联的第七六九团主力伏击区。待其余汽车全部进入伏击区时,邓、徐下令发起猛烈攻击。八路军伏击部队和护车日军针尖对麦芒,来了个硬碰硬。激战两小时,八路军共歼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这就是著名的“响堂铺之战”。其中,第七六九团干掉日军汽车100辆。战后,兄弟部队调侃说:师首长有点偏心,让第七六九团吃100辆汽车,让第七七一团吃80辆汽车。不过,从上述议论中可以看出,陈锡联和第七六九团在第一二九师首长心目中的分量。庆功会上,邓小平称赞:“陈锡联有吃肥肉的胃口,更有啃骨头的劲头!”
1940年8月至12月,时任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长的陈锡联又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西段进行破击战,重点破击山西阳泉至榆次段。战役一发起,他就指挥部队抢先占领了狮垴山。狮垴山高踞阳泉城西南,貌似一头威猛的雄狮逼视阳泉,扼守正太铁路咽喉,能否控制狮垴山是此役成败的关键。为抢回狮垴山,驻阳泉的日军旅团部倾巢出动,几架飞机低空轰炸扫射,不断施放毒气,地面部队轮番猛烈攻击,每前进一段就构筑工事,与八路军展开反复争夺。陈锡联亲临前沿,指挥部队寸土必争,与日伪军血战6昼夜,截断了正太铁路,有力地掩护了破路部队翼侧的安全。从游击战到阵地战,日伪军哀叹:“陈部变得越来越硬了。”
  
“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繁荣滋长”
 
  需要指出的是,本来文化水平不高的陈锡联,能够成为人民军队有勇有谋的名将,除了他的过人悟性外,主要是靠刻苦学习。
  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陈锡联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领导和同志们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很快就能够读书、看文件和报纸。他总是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1939年,《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到部队采访陈锡联,时常看到他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凝神地伏在桌前,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在小本子上记写心得。由此,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繁荣滋长。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个。”
  作为军人,陈锡联不但善于向书本学习,也十分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努力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幸运的是,他曾长期在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首长们经常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向干部传授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这使他获益匪浅。尤其是刘伯承,更是他的良师。陈锡联曾经谈到:“刘伯承元帅就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我的谆谆教诲,使我思之深,感之切,闭目可观,侧耳可闻,终生难以忘怀!”对于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他自然是爱不释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他经常带在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悉心阅读。每次战役、战斗之后,他都结合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及时写出作战报告,分析战术得失。只要条件许可,他都要带领各级指挥员重返战场,将作战经过进行“复盘”,从中研究改进战术。在此过程中,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得到不断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
1943年8月,陈锡联奔赴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学校。对此,他曾经回忆说:“由于整天行军打仗,学习文化的时间很少,认识的字有限,只能看一些简单的电报、战斗文书,大篇的文章就不行了,因此在党校学习期间,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书、学文化,从不懈怠。遇到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概念,我就主动向老师或老战友们请教。在读毛主席的著作时,遇到不好理解的地方,我就向毛主席请教。”“记得我第一次当面向毛主席请教,是和陈赓同志一起去的。陈赓和毛主席很熟悉,我因为是和毛主席初次相见,心里感到紧张,所以就约了陈赓一起去。……毛主席从椅子上站起来,非常热情地和我拉手,说:‘哦,你就是陈锡联,听说过你的名字。……’毛主席还关切地询问我的家庭、生活和学习情况。谈到学习,我就接过话茬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耐心地向我作了解说……毛主席说:‘我毛泽东掌握了两条,一条是路线正确,一条是我有群众,群众拥护我。’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头脑里思索了好长时间。”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陈锡联、陈赓还一起参加一些体力劳动,经常结伴去推土垫场地。期间,两人留下一段轶事,让陈锡联回味不已:“我们两个推一辆独轮车,陈赓提出一个建议,说去机场劳动时让我坐在车上,他推着我;劳动回来时他坐车上,让我推着他。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刚干了几天我就大呼上当。因为去的时候还没有劳动,他推着我不感到累。而回来的时候,因为干了半天活儿,身子比较累,这个时候我推着他,他坐在车上休息了,我却更加累得疲惫不堪了。所以这样过了两天我就不干了,我提出调换一下,去的时候我推着他,回来的时候他推着我。他当然不同意。后来改为一人一天轮换推的办法,就这样在‘吵吵嚷嚷’中修建了延安机场。”
  
“感谢小平,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1947年夏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蒋介石急忙调来20多万重兵进行“围剿”,刘、邓首长决定分兵对敌。当年12月,在研究作战部署时,邓小平考虑到大别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同时考虑到刘伯承年纪大一些,主动提出让刘伯承带第一纵队及中原局机关去淮河以北担负外线作战任务,自己和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组成前方指挥所,带着陈再道的第二纵队、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王近山的第六纵队留在内线作战。刘伯承说什么也不同意,邓小平少有地“独断专行”:“我是书记,是政委,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况且,‘三陈’(另一陈是陈赓)我已经留下了‘二陈’!”在关键时刻,邓小平留下“二陈”坚持内线作战,是对他们的高度信任,陈锡联“当时心理热乎乎的”。
  一次,陈锡联到前方指挥所,见到邓小平和红军时期的老首长李先念,李先念问:“锡联同志,背得动吗(指背着敌人行动)?”还没等他回话,深知陈锡联的邓小平就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我们多背些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多年以后,陈锡联还自豪地回忆:“小平同志让我们多背一些敌人,既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信任。”
  1948年11月,解放军已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不使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党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历史的重担,再次落到邓小平(时任中原野战军政委)的肩上,党中央确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对此,陈锡联由衷敬佩:“在决战淮海的日日夜夜,小平同志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精心组织,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密切协调两大野战军的行动,根据敌我态势,采取分割围歼、分段实施的方针,消灭国民党军56个师55万人,大获全胜。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淮海战役的指挥艺术,说这一锅夹生饭,硬是给你们一口一口地吃掉了。”
  淮海大战,是邓小平的得意之笔,同样也是陈锡联的辉煌之战。战役中,他率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执行攻打安徽宿县的任务。宿县位于徐州、蚌埠之间,扼津浦线徐蚌段要冲,我军攻克宿县,就能让徐州刘峙集团完全孤立。为了保证战役全局的胜利,面对守敌工事坚固、兵力强悍的现实,陈锡联亲率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研究具体攻坚战法,动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宿县。总攻发起后,经一夜激战,突破敌第七兵团黄百韬部扼守的层层坚固工事,最终击毙黄百韬并攻取宿县,取得了全歼守敌11000人的胜利,切断了敌徐州、蚌埠间的战略联系。随后,陈锡联又统一指挥由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组成的西集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军王牌部队黄维兵团,为淮海决战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淮海大战自己能指挥三个纵队,陈锡联生前说过:“那是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的信任与关怀!作为一个军人,独当一面谁不愿意?问题是上级会否给你这个机会。感谢小平,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
 
  1973年12月,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与老部下李德生对调,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正值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到任伊始,陈锡联就组织勘察了北线地形。“勘察结束回到北京,我即向叶剑英、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并就军区的作战设防、兵力部署、组织指挥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新的设想和建议。”“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对北京军区的工作非常关心、非常重视,详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作了明确的指示,为军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遂行作战任务指明了方向。”(见《陈锡联回忆录》)期间,陈锡联还勇于落实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下大力对军区部队进行整顿,加强了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对此,党史研究者公允指出:陈锡联在北京军区的工作中注意尊重邓小平,是对邓小平的极大支持,有助于树立复出的邓小平的威信。
  1975年1月起,陈锡联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次年2月至1977年2月,在邓小平再次落难时,陈锡联一度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过程中,陈锡联同志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见《人民日报》刊登的《陈锡联同志生平》)。
自己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对“打倒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这成了陈锡联心中永远的痛。邓小平却没有介意。
  “四人帮”一粉碎,陈锡联就与李先念一起到西山去看望邓小平。一见面,邓小平就要拉手,陈锡联心想,“小平同志没有怪我!”他兴奋地说:“不粉碎‘四人帮’,就见不到您了。”这时,邓小平的耳朵已经很背了,由卓琳在一旁翻译。听了陈锡联的话,邓小平没吭声,但看得出心有同感。
  1978年秋冬之际,邓小平约见陈锡联。陈锡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了老首长。一见面,陈锡联诚恳地检讨:“在我的一生中,感到最对不住你的,是在你第二次被打倒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说话。我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上总可以说一句话吧,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我却没有说。”邓小平摆摆手:“那个时候,谁也没办法,你也无能为力。”陈锡联坦承自己存在错误与不足,邓小平宽慰他:“有错误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后来,在一些场合,有些老同志对陈锡联有看法,邓小平都适时为他解围。对此,陈锡联激动不已。小平同志还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这让陈锡联少受许多滋扰。在《陈锡联回忆录》中,陈锡联把自己对邓小平的感激倾注在字里行间:“他……关心爱护部属的长者风范,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使我终生难忘。”
  1980年1月,陈锡联响应邓小平号召,辞去一切领导职务,随即当选中顾委常委。1988年7月,根据邓小平签发的命令,陈锡联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6月,陈锡联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同年12月11日,张万年、迟浩田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功臣,英雄本色--深切怀念陈锡联同志》一文,代表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了陈锡联:“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以共产党人特有的大智大勇,敢打善打硬仗、恶仗,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时间:2015-01-06 1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