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山保往事》之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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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宇立

读《柴山保往事》(以下简称《柴》文,王建华口述,王智仁整理,载《炎黄春秋》20149)十分震惊。所述“往事”,大谬不然。柴山保,位于鄂豫边界豫省内光山县境南面大约60多平方公里之地(今属河南新县陈店乡。“保”为历史上行政区划,约相当于现在的乡,“柴山”意为林木丰茂),其内当年有自然村庄百余座,人口近2万。柴山保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可以说是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起点。《柴》文口述作者王先生自称是柴山保王家湾人,笔者从事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30余年,家乡在鄂豫边山中,离柴山保不远,愿将所了解的事实与王先生商榷,也供读者参考。
 
从《柴》文中露出的信息看作者其人其事
 
之前并不了解王先生,读《柴》文后有一个初步印象:1916年出生在柴山保的王家湾王姓家族里,4岁开始学文化,6岁起读私塾,1929年夏天(13岁时)逃离王家湾,先住光山舅舅家,后给人家放牛,19301934年在易本应民团大队(其大哥、三弟及父亲同在),1934年冬回到王家湾,1935年到武汉进国民党军当兵,19371941年在陈诚部任卫士、班长,参加过抗战,解放后为搬运工,居武汉。王先生当年的家庭状况如何呢?从《柴》文中透露出的家里放佃,同时还雇佣有2个长工,有5头耕牛(其中有的与佃户共养),一栋祖屋,以及弟兄4人都能从四五岁开始上私塾等情况看来,按照当年土地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标准,起码应该属于小地主。
根据上述简历发现,《柴》文中所表现的“往事”核心内容的时段,王先生并不在王家湾,许多“往事”并非其亲身经历或目光所及,真实情况本人并不了解,因而与历史真实相差甚远。比如,就我所知,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王功在”的“红四军十师政委”,也没有叫“王自昌(王谋臣)”的“红四军总后勤处主任”。又比如《柴》文说“王家湾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始搞土改”,事实是19285月红军进入柴山保前即已经决定,根据当地实际灵活运用政策,不搞土改,只搞减租减息。所以,虽然农民协会早就成立了,但一年多都没有搞土改,不然,怎么可能直到1929年夏天作者离开家乡时,家里还会有两个长工呢?而分配土地,也不属农会管,是苏维埃政府执行土地法令,主管者是政府,这些作者恐怕没有搞懂。特别是在指责红军“滥杀无辜”的重大问题上,《柴》文也可以不摆证据,信口开河。比如,其母亲和四弟“惨遭杀害”,怎么被害的,作者不在现场并没有看到,尽管也表示“完全不知情”,但却仍然不影响他在缺乏基本证据的情况下,将其归结为红军“筹款”,是红军干的,红军要“斩草除根”。而王家湾600人的被杀,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柴》文竟然断言全系红军和群众所为,与国民党当局没有关系,并表示自己的这一说法“客观、具体、真实”,表现了极为强烈的主观性。
此外,读罢《柴》文不难发现,作者有一段值得怀疑和难说光彩的行踪,那就是他们三兄弟和父亲在易本应民团的履历。必须指出,这恐怕是作者人生中的最大污点。易本应何许人也?名号为河南光山剿赤游击司令,那些年专门残害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家属,焚烧苏区村庄,屠杀群众,制造“无人区”,还曾大肆掳掠成千上万苏区青年女子卖到开封、洛阳、汉口等城市妓院,是一个恶贯满盈、丧尽天良的土匪头子(1937年被高敬亭部红二十八军击毙)。易本应匪帮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可是作者及其父兄却主动入伙,视之为靠山。尽管作者当时年少,但是,联系《柴》文中所描述的当年他们誓言找红军“报仇”的动机,不能不令人对其在这一匪帮中总共长达5年中的行动表示怀疑。
的确,《柴》文毫不掩饰作者对共产党的另类情绪,比如,其中这样描写他在武汉见到周恩来时的心理活动,“让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么温文尔雅的人是共产党”,言外之意自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中还自我认为“为人比较谦和”,可是,透过《柴》文中文字,已经清楚地表现了作者虽然垂垂老矣,可心中却始终充满仇恨。其实,这又何苦呢?
这里,笔者点出其人其事,不是企图追究王先生历史责任,时间已经过去80多年,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件面目是无法改变的,因此,笔者指出《柴》文产生和其所述“往事”的某些背景特征,只是希望供读者参考,以便较为公正的了解那段历史。
 
所谓吴光浩“写纸条”导致“母亲和四弟被杀”可信吗?
 
《柴》文将其母和四弟被残杀以及家中厄运归咎为吴光浩代表红军的“勒索”:“1929年夏天,一个叫吴光浩的写了一张纸条(有材料说他是当年5月牺牲的,但是我亲眼看到他写的条子),要我家拿出300块银元‘支援革命’。300块银元,对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是个近乎天文的数字。……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两个长工连夜赶回离家60里地的娘家,找舅舅借了600串铜钱,折合100块银元‘支援革命’。尚欠200块,便让大哥和我将两头耕牛牵到集市上去卖。父亲本来是被扣的人质,经农会批准,他和三弟又将和佃户共养的三头耕牛牵到宴家河去卖。母亲让我们乘机脱身,自己和四弟留下。结果,1929年九月初三,我的母亲胡氏在王家湾惨遭杀害。当时的口号是‘斩草除根’,我的四弟也被推倒在母亲的尸体旁,用大石头砸死。四弟蒙难时只有八岁!……如果不是母亲在事发前支走了我们父子四人,恐怕要和另外几家一样被灭门!……她和四弟到底为什么被杀?我至今不知道确切原因。思前想后,只可能与不能足额交出300块银元‘支援革命’有关!红军初创的时候,往往用这个方法筹粮、筹款。”
吴光浩是谁?时任红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鄂豫皖红军最高首长,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一位很有政治军事头脑的领导人。《柴》文纯属嫁祸于吴。其一、作者自己没有见过吴,更未与其交往,那又如何“亲眼看到他写的条子”,如何能准确认定“条子”是吴写的呢?其二、柴山保是苏区根据地,所谓根据地与农民运动时的农会不同,它有完整的根据地建构系统,有严格的运行机制。当时的柴山保有中共鄂东特委,有县委、区委,有苏维埃政权机关,还有各种群众组织,筹粮筹款是政权机关的事,吴光浩没有在政权机关中任职,在根据地内筹粮筹款轮不到他。其三、当时确有红军的地方游击武装“绑票”筹款的事(不久即禁止),但是,它有严格的规定,一是限于地方游击队,正规主力部队不允许;二是行动只能在白区,绝不能在根据地内,“绑票”对象是白区大土豪劣绅有钱人,一般是拿钱放人。而柴山保是根据地,试想如果根据地内红军“绑票”不乱套了吗?况且要说是“绑票”的话,怎么又会说出“支援革命”这种名为乞求援助的不伦不类的话语来,绑票就是绑票,乞求支援,这算什么名堂?退一步说,若真有这样的事,犯得上军长亲自写条子?其四、柴山保时期正是鄂豫皖红军历史上产生和完善“三大纪律十项注意”的重要历史阶段,当时红军纪律严明,以模范行动来影响群众,公买公卖,损物赔偿,派饭一桌付银洋一元,借被一床给三个铜板,野外露营吃了百姓地里的红薯,也将钱放在薯秧下。在军民关系上,严禁侵犯群众利益。而红军每到一地,群众“男女老少,都表示十二分的亲热”,这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事实来证明。而在根据地内红军首长写条“勒索”,明显属严重违反军纪行为。其五、柴山保时期红军并不缺资财,因为前些时游击转战打土豪和反动民团,缴获了大量钱财,有资料表明就在这一时期,红军除了给困难群众提供一些资财帮助外,黄金、白银和银元成箱成箱地窖藏在田地里、水塘中。并且,当时红军共总不到200人,开销并不大。其六、1929年夏天吴光浩不在柴山保。这年218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柴山保,吴光浩指挥红军分兵三路突出重围,分别转入麻城和黄安西南面等地进行游击作战。突围行动后,吴光浩再也没有返回柴山保。他于4月底从黄安、麻城南面地区出发,拟经罗田进入河南商城指挥商南起义,5月初途经罗田滕家堡时遭敌截击,在战斗中牺牲。
 
600多人被杀的所谓“世纪证言”隐瞒了重大历史事件
 
《柴》文说:王家湾“从1927年到1934年七年时间,近千人口为什么会锐减70%?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作为王家湾唯一幸存的世纪证言者,除了105位烈士(含自己人‘错杀’),我没有听说其余的600人是因为与国民党当局对抗被杀的。”作者认为《红安革命史》、《新县革命史》“都有严重错漏”,甚至以吹嘘的意味表示:“当年我还是个孩子,不是‘参与者’,但我敢说:我的回忆比戴季英的客观、具体、真实。”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笔者看来,上面提到的两本史书和戴季英的回忆,虽然部分内容值得商榷,但是大方向和基本历史事实并不错,而《柴》文的基本观点和言论则根本违背事实。说王家湾600人不是“因为与国民党当局对抗被杀的”,不过是利用知情人已经作古,作者仍然健在的机会来达到歪曲和颠倒历史事实的目的。《柴》文歪曲和颠倒历史,主要手法就是故意隐瞒国民党军队对柴山保地区的大规模残酷杀戮,这种杀戮最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192923月。218,驻湖北的国民党桂系军阀第十八军2个团从南面向柴山保大举进攻,驻豫东南的国民党冯玉祥部队在北面堵击,敌军妄图一举摧毁柴山保根据地,围歼红军。经过激战,红军被迫突围,而敌军则在柴山保内烧杀奸淫抢掠,反复“清剿”,直到蒋桂战争爆发后,328才从柴山保撤走。大批群众被残杀。
第二次是19296月。国民党军为了摧毁鄂豫边苏区消灭红军,以罗霖部从南面,以李克邦部并纠集易本应等数千反动地方武装从北面实行“会剿”(史称“罗李会剿”)。6月底北路之敌又一次侵入了柴山保。敌人到处烧杀抢劫,柴山保一批无辜群众被杀害,万余群众扶老携幼避入山林。刚刚到达大别山的徐向前指挥红军连续打了几场好仗,首先将北路敌军击退,收复了柴山保,接着又在万余武装群众的支援配合下,攻占白沙关,毙伤易本应匪部数百人。
第三次是1932910月及其以后。这时,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蒋介石黄埔嫡系第二纵队占领了柴山保等地,当地群众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劫难。在这场大劫难中,柴山保、包括王家湾,究竟有多少群众被残害,虽然笔者目前的确没有具体的直接的数据,但是,从对当年国民党军“围剿”整体状况,以及柴山保王家湾周边的有关情况的了解中,即不难判断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他在汉口下达命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须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转引自《红四方面军战史》,第202)接着还进一步提出“民尽匪尽”的方针,强令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蒋介石下面的将领同样凶残。汤恩伯的部下李佑武回忆汤恩伯说:“1932年汤恩伯担任第八十九师师长,率部参加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每到一村,先将全村男女老幼驱集于村旁空地,然后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放火焚烧各村庄……师部将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选出,尽行屠杀,其余老幼妇孺,用武装兵押送汉口,规定每天行程60里,许多走不动的老弱就被刺死于途中……。汤恩伯屠杀老百姓的方法更是惨绝人寰。他命令工兵营屠杀各团营连送来的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开始用枪打,随后用大刀杀头……最后他命令工兵营的士兵每班围成一个圈,装上刺刀,将被屠杀者一个一个地赶进圈中,由班长发口令喊‘杀’,士兵就用刺刀刺上去,同声喊‘杀’,直到刺死为止。汤说:‘这样既可以节省弹药,又可以使士兵练习白刃战。’”(胡学亮:《汤恩伯的“侧面像”》,《纵横》杂志2011年第6期)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也记述了国民党军在鄂豫皖苏区的暴行:“敌人每到一地疯狂烧杀抢掠,一片白色恐怖。敌第十二师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群众3500多人,在六安县的上楼房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200多人后,还残忍地割取烈士的耳朵去邀功请赏。敌第八十九师在红安县的平台岭,一次就屠杀群众2000多人。红安县城、七里坪、霍山县的诸佛庵镇及其他地方,都有尸骨累累的万人冢。大批青年妇女被蹂躏,被贩卖,人民财产被劫掠一空,无衣无食,冻饿交加,惨不忍睹。据光山县中部根据地29个乡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敌人用各种手段杀害致死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不包括在战斗中牺牲的)12433人,烧毁房屋12325间,全家被杀绝的203户,村子全被烧光的439个,下落不明的有1073人。敌人在乘马、泗店、田铺一带方圆六七十里的地方内,烧毁村庄891个,杀害群众24825人,抢走耕牛14180头。国民党‘围剿’军足迹所至,火光冲天,庐舍成墟,田园荒芜,尸骨遍野,百里无炊烟。金家寨以西,挥旗山、长岭关以东,松子关以北,狗迹岭以南的百余里地区,到处是一片焦土,冷落荒凉,成了‘无人区’,老君山、卡房等许多山区亦未能幸免。”(谭克绳、欧阳植梁主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98页)
193310月,笔者家乡位于鄂豫边的数万百姓遭敌合围,躲进万字山中,敌人竟纵火焚山,结果1万余人被活活烧死,其中大部分是老弱妇孺。当年国民党军究竟杀害了多少苏区军民,麻城乘马岗区的人口变化也可见一斑。1926年乘马区下辖13个乡,总人口13万,到解放初人口不足3万。减少的人口中的大部分为遭遇国民党军的屠杀。再比如,乘马岗王树声家族,在“土地革命”那十年里,损失100余人,其中大部分也为敌军杀害。试想,在这样大范围长时间对苏区的血腥屠杀中,柴山保又如何能幸免?
19327月开始的第四次“围剿”和紧接着后来的“围剿”历时两年多,鄂豫皖苏区基本被摧毁。在敌人摧毁苏区的行动中,王先生所在的易本应匪帮因属“地头蛇”,始终属于急先锋,两年多时间,该匪帮只干一件事,这就是捣毁苏区,屠杀群众。当年王先生一直身处匪营之内,不可能浑然不知。更有甚者,那时易匪大肆掳掠苏区女青年(包括女红军、红军和普通百姓妻女),卖到外地妓院,受害者成千上万,其中有没有王家湾“族中姐妹”?并且,光山文殊寺是遭掳掠被害人的集结地和关键转运所,而据《柴》文透露作者当年驻地为北向店,北向店离文殊寺仅十余里之遥,当年敌人此一恶行经年累月,轰动全国,作者近在咫尺,又处作恶匪帮之内,真的会浑然不知?此外,作者在易本应匪帮中一干就是五年,直到1934年冬。让人联想的是,此时鄂豫皖苏区大势已去,193411月,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被迫长征。巧合的是,也就在此时,阔别数年的王先生“还乡”王家湾。这一切表明,当年发生的事,作者并非浑然不知。显然,他清楚得很。可是,如今居然发生了严重“失忆”!作者这种故意“失忆”,蓄意隐瞒重大历史事实的“往事”,会是真实的历史吗?作者将根本违背历史真实的所谓“往事”中罗织的罪名,全都栽赃到红军和苏区群众的头上,以撇清真正的罪人与罪行的密切关联,这公平吗?
 
土地革命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关于土地革命,近年来似乎成了学术界热门的课题,一些名家也参与其中,见仁见智,宏论多多,这也是好事。不过,真要从学术上说清楚讲明白,也不太容易,因为它涉及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太复杂、太深切。《柴》文中也对“土地革命”表明了看法。不过,其角度不在学术,而在历史政治,像一个刚刚下场的运动员,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怨恨对手和裁判。“我认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这些骨肉相残的‘族杀’。”作者认为造成王家湾等地的惨祸是“族杀”,而造成“族杀”的祸根就是“土地革命”。不仅如此,《柴》文的整篇文字,精编密纳,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土地革命十恶不赦的强烈冲击力。
笔者绝难赞同王先生的土地革命观点。笔者认为,虽然中共在土地革命中,犯下了许多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有的还十分严重,确有深刻反思,认真总结教训的必要,但是,如果没有土地革命,就没有中共的执政地位,就没有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就很难快速凝集和提升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动力,相反很有可能最终失去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土地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关于这一点,不妨复杂问题简单说。笔者很早就在大别山发现一个现象,几乎所有家族祖坟山上凡是清道光年前建造的坟墓,都是石门立柱,铭碑阔绰,气度不凡,不论官宦商贾还是平民之家莫不如此。而光绪之后的则大多仅为一小土丘,无碑无柱,极度寒碜落寞。中国人有厚葬礼俗,很看重哀荣。这一区别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光绪之后,经济衰萎,社会困顿,民生凋敝,活人的日子都难过,已经没有财力来风风光光地为先人行礼数了。事实的确如此,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人历经灾祸,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墓葬即是一个表象。当时中国的大趋势是什么?是民心思定。乱得太久了,老百姓希望过安稳日子,在安稳中生存发展。要“定”就得有一块基石,以安身立命,休养生息。基石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为绝大多数,其生存条件就是土地。土地问题突出而尖锐。解决好它,就民心大定。而当时的中国,要解决土地问题,只能靠“变”。百姓们也希望通过“变”一劳永逸地达到“定”。“变”,刻不容缓。笔者曾经在家乡作过调查,以我们村(自然村)为例,12户人家解放前没有一家有土地,家门前的田地全是数十公里外洪姓地主的,农户在田地里耕作,收成中的四成、五成,甚至六成要交给地主,还得负担苛捐杂税。不仅土地,村庄周围的山林、鱼塘、沟堰也全归地主所有。生活条件的恶劣和不平等,自然民心思变。“变”得有人领头。历史本来给了国民党以机会,老百姓也对它寄予厚望。可结果国民党拒绝了,22年的政权,无所作为。不仅如此,后来反而站到对立面,坚决阻挡,以致被历史潮流席卷而去。国民党看不清历史发展大势,成为失败者当属必然。而中共顺应历史潮流,明确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和行动时间表,以“变”的办法拓展和奠定了“定”的基石,拿到了打开民心橱窗的金钥匙。这也就是为什么1926年当10多位身为青年学生的中共党员回到大别山里,那里立刻就掀起了搅动中国历史的大风暴的原因。虽然大别山历来就是“风暴眼”,然而,这一次却来得太迅捷太猛烈了,刚刚四五年时间,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从无到有,5万正规红军、20万游击队、数十万赤卫武装,红军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要不是后来蒋介石倾其全力大举“围剿”,恐怕整个中原,以及武汉、南京和上海,不久都会收入囊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呢?根本的原因,是民心所向,是老百姓的积极参与,是土地革命主张大得人心,中共土地革命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所以,中共的土地革命绝不是《柴》文作者所诬称的“杀戮抢掠”之词丑化得了的。
《柴》文中还拿来所谓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与土地革命作比较,在宣扬陈诚等人的“明智”以及台湾的所谓“和平”、“不流血”和“成功典范”的同时,进一步反衬土地革命的所谓“残暴”、“血腥”,以根本否定中共的土地革命道路。那么,首先,笔者要问:既然国民党和陈诚等人如此明智,当年它们怎么不在大陆实行呢?它们在大陆执政那么多年,老百姓也望眼欲穿,他们干什么去了?当年他们在大陆,不仅不愿意土改,而且还千方百计维护和固化那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甚至连那十分温柔的减租减息都不许可。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清楚,19261927年农民运动的主张和要求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减租减息。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既可以改善贫苦农民生存条件,又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拓展民族发展道路,可是,却遭到了代表利益集团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坚决抵制,甚至悍然出手镇压。正是在此路不通情况下,农民被迫揭竿而起,走上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以争取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历史表明,当亟须的温和改革和改良在遭到拒止的时候,也就是在为激烈的革命作准备。这也就是国民党为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
其次,《柴》文这样的对比不伦不类,因为大陆和台湾完全没有可比性。在台湾,陈诚等人为什么能够实现“不流血”改革呢?因为,陈诚等人身份变了,初到台湾,他们还没有形成土地利益集团的背景,而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领导“土改”,国民党自己没有利益瓜葛,同时又依托强大的武力集团保障,也无强大的实力集团阻碍,此种情况下,如果不“和平”,还要发生“流血”,恐怕国民党将再一次从台湾夹着铺盖跑路。
 
【作者附注:此稿草于20149月中旬,内容文字作了部分删节后为《炎黄春秋》杂志2015年第1期登载,这里是原稿的全部文字】
 
                                                                                                      编辑:江福元 车清珍
 
时间:2015-03-23 21:01  来源:中国.红安将军网